住宅小区转型过程中的治安治理出路研究

我国住宅小区正处在封闭小区向街区制小区转型的过渡阶段。一方面,传统的空间隔离式的封闭小区存在侵财案件频发、社区力量难以调动、案件侦破难度大等一系列治安问题;另一方面,新的街区制格局使公民对住宅安全产生了新的担忧。因此,在推广街区制的过程中,需要加大对街区制治安治理优势的宣传力度,同时也需要公安机关在日常的治安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街道眼"的作用、让市场参与治安治理、重视维系街区的新熟人关系,并对街区治安责任进行重新分配。只有将街区制和治安治理进行有效契合,才能做好对住宅小区的治安管控。     

从封闭小区到街区制:可行性与实施路径

中国城市的住宅小区现多以封闭小区为主,西方则以街区为主。封闭小区和街区形成于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各有其优缺点。对现有封闭小区进行街区制改造可能会引起法律纠纷、安全隐患、社会风险增加,以及城市管理成本上升、房价上涨等问题。因此,在推广街区制过程中应遵循因地制宜、尊重历史、依法改造、统筹兼顾等原则。城市规划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在未来的城市规划中,应多听取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美学等学科专家学者的意见,多一些人文关怀。封闭小区街区制改造的一些片面观点,如化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消解阶层隔离、实现土地集约化利用、激发商业活力等,也是应当予以注意纠正的。     

推进街区制改革 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住宅小区的社会治理和居民的社会管理是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意见》拉开了我国街区制改革的序幕,不仅事关城市道路和住宅规划,还关系到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的建设问题。     

“街区制”改革:实践困境与基本策略

"街区制"改革是目前完善国家城市治理的重要政策主张。封闭小区是造成交通拥堵和城市土地利用率低等的重要原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街区制建设遵循整体性、规范性、统一又有区别的原则开展,通过跟进立法工作,提高民众参与度,加强安全控制,完善居民自治机制,政府牵头表率和提高公民素质等措施,建设共享型生态环境,改善原有模式的弊端,营造规范有序的生活。通过"街区制"改革探讨,以提升和增强国家街区政策议程的实践效果。     

街区制对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的挑战与应对

社区是社会细胞,安全是基本需求。作为人类城市规划经验的传承,街区制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城市建设中,代表着社区未来发展方向。就我国而言,推行街区制势必改变社区治理环境,推动社区治理政策和方式变革,考验城市社区公共安全。为此,应全面分析街区制对社区公共安全形势的影响,从强化社区治安防范、提升社区应急能力和提高居民公共安全素质等方面加强城市社区治理,以应对街区制给公共安全带来的新挑战。     

城市住宅小区协商治理模式研究——以晋江市梅岭街道住宅小区为例

住宅小区是城市居民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小区治理是否有效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调研发现,当前小区治理困境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服务供给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小区矛盾多发得不到有效回应,基本诉求多元得不到及时满足,物业服务品质得不到有效保障等方面。探索住宅小区协商治理实践做法,坚持问题导向,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社区党组织的奋斗目标,走"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协商治理之路,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幸福小区建设目标。     

录音录像及照相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应用

群体性治安事件是影响社会稳定和治安稳定的突出问题,在处置的过程中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和照相可以在心理上威慑参与人员,同时为公安机关后期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提供线索和证据。在处置前应准备符合实战需要的录音录像及照相设备,在处置过程中应当选择有利位置并使用合适的方式对案件现场进行录音录像和照相,以满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需要。     

人类秩序、小区治理与公共参与的纯理论

从秩序的角度来看,人类生活在原始秩序和扩展秩序中,原始秩序和扩展秩序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价值,无论自由还是参与,都有其各自的意义。中国的城市小区是物理封闭的、扩展的非原始秩序,它是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发展自身的治理体系和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同时也要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以及发展相应的公共参与。通过阐发人类秩序和社区治理的纯理论,从秩序理论的层面透视中国城市小区的治理和参与发展的现状,可以简要透视国家民政部最近两年着力推进的"三社联动"的政策。     

新型城镇化下的湖南城市居民小区治安防控机制研究——以城新型小区为实证研究对象

湖南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改变了城市的居住结构.在邻里陌如路人的新型居民小区里,治安问题凸显,治安形势严峻,治安防控任务艰巨.要有效治理当前湖南新型小区的各类治安问题,必须借鉴国内外的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立足湖南省情,在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正确指导和有效监管下,构建以居委会、社区警察、业主委员会、小区保安为综合治理主体,以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为主要防控手段的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治安防控联动机制.     

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社会治安关系到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而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是社会治安的基础。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关乎党的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设计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评估的层面应定位在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要以中国特色治安治理理论为指导并贯彻党关于社区治理的政策要求;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指标体系由治安治理体系、治安治理过程和治安治理结果三个维度的指标构成。     

城市封闭社区的改革与治理

封闭社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在中国则已经成为普遍的居住形式。它不仅创造了人类居住的物理空间,也生产出新的社会治理空间。从产生的背景来看,现代封闭社区与"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变迁"、"全球化的传播"和"封闭居住的历史传统"相关。"后权威主义"的政治驱动、"消费俱乐部"的经济驱动、"寻求安全隔离"的社会驱动成为封闭社区"乌托邦理想"的三种主流解释。尽管如此,封闭社区展现出"产权内部化挑战城市基层政治、消费俱乐部产生经济悖论、安全隔离带来城市隔离"等"私托邦"效应。这些抽象的解释还需要实证化的检验,通过系统化和过程化的解释,把握封闭社区特有的生产与治理逻辑。社区改变中国,封闭社区具有糅合"个益、共益和公益"的复杂性,要充分预估封闭社区的能量与效应,为未来的改革与治理做好准备。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治安治理模式变迁与经验探析

农村治安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新时代农村治安改革的基本方略与目标指向。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我国农村治安治理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自治型治理模式阶段、管理型治理模式阶段以及管理型治理模式向协作型治理模式转变与探索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是构建"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农村治安治理体系,即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农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     

破解治安治理实践困境的中观机制研究

治安治理作为治安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已形成了一系列基于"宏大叙事"理论的研究共识。但宏观研究囿于解释机制的缺陷,难以呈现实践情境中的复杂因果链条和微妙互动关系。治安治理的中观机制通过构建"行动-结构-场域"框架,弥合理论与实践的缝隙,提出组织围绕秩序目标形成治理结构,并在特定场域中开展治理行动。组织行动的内在动力源于治安意识,意识外化为行动影响结构,重塑治理场域;同时,组织的行动效力、治理能力也受科层、网络结构和治理场域的限制。中观机制下的治安治理研究借助具有洞察力的分析框架,重构现代治安模式,实现社会秩序化。     

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数据背景下的公安机关变革

智慧城市的建设要以大数据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为依托,二者密切相关。而大数据在交通管理、案件侦破、治安局势掌控、犯罪趋势预测等公安领域中的应用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需要公安机关在观念转变、组织和管理模式的革新及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感知与信息交流等方面做出系统地思考和适当调整,增强公安机关对大数据及其相关技术的应用能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充分发挥其在建设智慧城市作用。     

建立“四种警务模式”是实现“少发案”的关键措施

在改革警务模式,健全完善大治安工作中,地处鄂西山区、山大人稀、自然条件恶劣的兴山县公安局,结合辖区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治安环境,探索基层警务工作的新模式,建立起民警驻村制、警治联勤制、群防群治制、治安承诺制"四种警务模式"的治安防范网络体系,真正实现了"少发案"的目标.     

共治的逻辑:网络化治理理论及对社会治安治理的指导价值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服务演进新走向,其特质表现为主体多元-责任分散-机制网络,强调政府责任、部门协调和社会整合,以增强社会治理效率。在平安建设中,在追求治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网络化治理理论对促进治安"共治"理念形成、治理多元主体合作与协调以及复杂化社会治安事务的责任分担等方面研究具有指导价值。     

对物业管理不完善社区治安防范工作的思考

无规范化物业管理的社区大多为上个世纪 70至 80年代建设的小区 ,许多是散居民区 ,治安防范工作明显薄弱 ,是各类案件的多发区域 ,特别是夜间发案率较高。由政府拨款、居民集资 ,社区居民委员会牵头组织管理 ,公安派出所指导组建社区治安巡防队是解决物业管理不完善社区治安防范工作的有力举措。     

个人特质抑或利益博弈:清代州县官治安治理效果影响因素探析

选取清代不同时期,较为典型的五位州县官治盗事例,对其中的治盗过程、方法与效果分析对比,探讨影响州县官治安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州县官治安治理的效果与三大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州县官自身的个人能力特质。其与个人专业素质能力、行政事务处理能力、性格特质紧密联系,也与州县官在官僚体制社会关系网中的效能大小相关。二是州县官与基层士绅群体互动关系。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利于治安治理顺利施行,反之会形成掣肘局面。三是州县官与治安利益相关主体的群体互动行为是否良好。成功的治安治理需要在州县官主导下,既满足所辖区域内治安利益相关群体——吏役、士绅、民众的各自利益,又可使各群体在利益博弈中能够把握好尺度范围,适当调适各自行为。     

治安主体多元化趋向与建构向度探析

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化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因而建构一种新的开放性的多元治安主体模式,是有效回应社会治安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在这种"一主多元"的治安主体结构中,党委和政府是领导主体,公安机关是核心主体,保安服务公司与社会治安防范组织是重要主体,社会民众是基本主体。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建构好"一主多元"式的治安主体结构的向度,以凝练价值共识取向、构建协同型的责任主体与创建多维合作机制。     

社会资本:治安治理的一种研究方式

当前中国的治安治理实践客观上存在着警察失效、市场失效的问题,基层社区参与治安治理并与政府、市场等主体良性互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难题。这种治安治理结构的确立需要社会资本理论的支撑。社会信任是政府治理的支撑点,规范的建立是保障治安治理有序的前提,基层社区参与网络的建立有利于治安治理行为的优化。通过改革优化政府机构、完善立法、发展市场化治安组织和加强社区建设,可以为治安治理效果的提升提供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