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领导的合作治理:中国特色的社区合作治理及其转型——以上海市G社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为例

近年来,合作治理作为解决基层社区治理困境的新方案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然而,关于社区合作治理所需要的条件和适用性,学界仍然缺乏共识。一种重要的观点认为,如果社区中不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则社区合作治理难以实现,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社会资本的国家。通过系统梳理上海市G社区的环境综合整治案例,本文发现,中产阶级并不一定构成社区合作治理的必要条件,即使社区中产阶级力量不足,通过建立起以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为主导者的社区治理结构,也足以实现成功的合作治理。在中国,社区领导力量通过一整套行动策略整合社会资源,发动社会化力量加入社区治理,成功实现了社区合作治理。然而,这种"有领导的合作治理"模式只是中国社区治理在当下转型时期的过渡形态,社区治理有待于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多元共治模式转型。     

警事治理: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新理解

在国内外警务战略模式变革中成为潮流的"国家警事社会化"战略,是指在警察机关专业警务活动的同时,动员社会组织和社区公众共同参与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活动的过程(趋势)。显然,"国家警事社会化"寻求的是警察与社会组织的互动、警察与社区居民的合作,以增进公共安全、提升警务效益。而这正对应了治理理论在政治学层面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认识思路: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型塑"达至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善治"。这使我们可以用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框架,并将其定义为"警事治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共同民主治理:互联网社区治理分析——以新浪微博社区为例

新浪微博社区治理作为一种新的互联网社区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司治理或政府治理,是一种混合型的"共同民主治理"。这种模式由"政府—企业—网民"三种力量联合构成,不同的治理机构各司其职、共同合作。其中,社区委员会主要负责维护社区基本秩序,实施社区治理;同时,国家机构参与监管,打击网络违法行为,公司也进行监督,保障微博正常运作;重要的是,每一个网民也实施自我约束和自律,由此创造出一种自治型的互联网社区。"共同民主治理"改变了以往传统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发挥了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作用,也逐步培育了理性与协商精神,最终促成微博社区共同体的形成。     

论“村民自治”的转型和“乡-村”关系的重塑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村民自治"已无法适应和容纳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了,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农村社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促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由"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型,加上县乡基层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两者相结合推动了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初步形成。这种新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既能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对基层民主政治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又能满足国家政权有效地控制和改造农村社会的需要,并由此重塑了基层政权与自治乡村的关系,形成了以"服务—监督"为核心的新型"乡—村"关系。     

城市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偏好与适应性变革——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多案例分析

信息化技术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社区治理信息化是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体,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延展性应用。民政部"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为全国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在实验地域、实验类型、实验梯度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案例表明,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大力推进互联网信息技术注入社区空间,促进了各地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在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居民参与、智慧社区发展、社区电子商务等领域构建新时代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但同时,伴随着国家技术性治理与服务行为的推行,城乡差距、数据垄断、信息泛滥、网络安全、技术依赖、智能低效、监管缺失等问题和风险在社区治理信息化实践中有所体现,相应的反治理行动也正在显现,突出表现为技术应用门槛与治理短板、数据指标硬化与治理内耗、信息安全监管与治理风险等。因此,推动社区治理信息化的适应性变革,未来的关键在于削弱技术对于效率的纯粹性依赖,兼顾信息技术应用与人文关怀,统筹信息技术行动与社会责任,同步信息技术发展与治理体制变革,从而实现社会与技术的共同构建和融合发展。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工作人才、机构与方法介入

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与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给中国的社区治理提出了"结构性"的挑战,呼唤我国社区治理走向多元协调的"协同治理",强调在政府主导下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服务者共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格局。这一模式的形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与条件。社会工作以其助人自助的社区治理理念,以其恢复、预防和发展功能,以及专业化职业导向,为实现社区协同治理提供了新的人才资源、组织资源与方法介入。     

社区治理的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中国地方治理的主要单元。随着单位制式微和住房制度改革,传统的、单一的、垂直型的街居制已经转变成为现代的、多元的、扁平型的社区制,社区政治话语的变迁和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诠释着社区时代的来临。社区治理创造了国家与社会分权的一种治理新范式,有力地改善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本文着重探讨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基本结构和实践模式,以期对当下中国社区治理实践做一个简要的归纳和期许。     

农村社区民主建设视角下基层党组织功能探析

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特别是农村的税费改革,引发了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从"形式化"阶段迈向"实体化"阶段的转变和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乡村公共财政体制以及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巨大变革。农村社区民主建设是对这种转变和变革的积极回应。作为领导核心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调整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更好的设计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表达机制,是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加强社区民主自治管理刍议

城市社区民主自治是一项基层民主政治制度,也是社区建设的核心和方向。它的建设与发展关乎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改革,也影响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进程。如何改革社区行政化的倾向,提高社区公民民主意识,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力量,提升社区民主自治水平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