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势力”司法认定之解析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铲除恶势力,恶势力的认定是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首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两院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五个规范性文件,对恶势力的惩治提出要求。因为刑事立法未对恶势力进行规定,所以恶势力的认定应当从解析规范文件着手,深入分析恶势力的内涵和特征,从而协调刑法与规范文件相关内容,实现依法严惩的司法目标。依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恶势力具有主体上的复杂性、行为上的多元性、危害上的关键性三个特征;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较恶势力更加的具体化,要求其具有组织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农村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以危害性特征的判断为主

恶势力组织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幼年”形态,二者难以在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方面被很好地区分。危害性特征描述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危害结果,是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组织的主要标准。危害性特征揭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国家争夺公民管理权力的本质,是对合法的、既有的秩序的破坏。危害性特征的判断受社会秩序复杂程度、公权力管控程度、经济发展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农村地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虽然在组织特征、行为特征、经济特征上不具有典型性,但却可能严重影响该地区的合法秩序并非法控制该地区的公民生活。所以,不能简单地采用形式判断标准,而应当根据区域或行业的受侵害程度进行实质判断。     

“恶势力”司法认定的基本方法——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东南沿海F省F市涉黑案例为样本

对"恶势力"犯罪及其认定的研究,当前仍处于发展期,相关规范性文件虽陆续出台,但规定尚不完善,处于不成熟阶段,实践中出现了"定恶"难,黑恶难以区分的困境。目前,"恶势力"的独立认定标准,已经出现了"三、三、二"标准和"四特征"说,内、外部特征相对明显。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推进,"恶势力"被赋予了新时代下的新内涵,因此,构建出具体可行的"恶势力"司法认定模型,细化"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内在边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将"恶势力"全面纳入量刑规范化建设的改革思路,以统一量刑尺度为目标,能够解决当前,乃至今后涉及"恶势力"的一系列犯罪案件的量刑不规范的难题。     

论我国《刑法》中的“内幕信息”

内幕信息是指对证券、期货交易活动具有重大影响且尚未公开的信息。内幕信息的特征和认定标准应当是两个,即未公开性和重要性。未公开性的认定应当采取形式公开为主、实质公开为辅的标准,根据"两高"最新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的"内幕信息形成之时"和"内幕信息敏感期"认定公开时间和公开方式。重要性的认定应当由完全的"客观标准"向"主观标准"为主、"客观标准"为辅的主客观结合认定模式转变。"相关性"和"确定性"不是内幕信息的特征和判断标准,它们内在地被消解、融汇在重要性判断中。依循权力分工、制衡的法治精神,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界分决定了在行政犯(罪)领域,行政监管机关对内幕信息内容和性质认定的行政性判断应当从属于司法机关的司法性判断,司法机关的司法性判断应当具有独立性和终局性。     

恶势力的犯罪特征及治理对策

什么是恶势力,如何惩处恶势力?是开展以"打黑除恶"为龙头的"严打"整治斗争急需解决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的特征,指出"除恶"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对恶势力立法的设想和司法对策.     

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构成转征及司法认定

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组织结构特征、经济实力特征、暴力行为特征、非法控制特征等四个特征。科学地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内涵,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相关犯罪组织(如,黑社会组织、犯罪集团、恶势力、恐怖活动组织等)之间的界限,按照犯罪构成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才能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此罪与彼罪以及定罪与处罚等问题作出正确地裁量。     

恶势力犯罪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2019年4月9日出台的关于"扫黑除恶"的四个司法解释,在时效、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回应了上一阶段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黑"相比,恶势力犯罪由于缺乏规范性,亟需比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立法上解决问题。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并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差距,认定恶势力的具体要素应该增加经济特征及"保护伞"的选项。软暴力在恶势力犯罪中具有独立地位,不需要依附硬暴力就可以单独支撑起恶势力犯罪。对恶势力犯罪依法从严惩处和行为人特征明显的除罪事由的刑事政策,彰显了行为人刑法的精神。但是在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中不能突破一定的限度,也要顺应行为刑法的潮流,力求达成二者的平衡。     

非法持有“仿真枪”案件的罪刑失衡问题研究——基于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143例个案分析

通过对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中持有"仿真枪"入罪的143例个案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此类案件罪刑特征体现为持枪数量对定罪量刑起主导作用,判决结果以宣告缓刑为主、管制刑缺乏适用空间,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性、持枪动机、枪支来源等实质性考量因素对于量刑影响有限。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2009年、2018年出台的关于涉枪案件的司法解释在定罪量刑的形式与实质判断中存在关系衔接不明的情形,客观上造成主观动机、枪支来源、枪支性能等实质因素无法突破"唯数量"、"唯杀伤力"等形式主义法定量刑幅度的桎梏。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涉枪案件司法解释适用标准不明确、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造成司法实践中持有"仿真枪"入罪个案的量刑失当。实现此类案件罪刑均衡、量刑适当的对策包括:构建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衔接分级的双层次阶梯化枪支认定标准,同时参照"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立法规范完善枪支认定模式,构建依据杀伤力进行阶梯化改造的枪支认定分类模型;以形式判断为基准、实质判断为核心,构建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法定量刑幅度,以此来保障该类案件的罪责刑相适应。     

收受银行卡型受贿罪犯罪既遂认定的思考

司法实践中认定收受银行卡型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存在一定的混乱,在认定受贿罪既遂上采用形式主义:第一,将形式既遂实质未遂的情形认定为既遂;第二,将实质既遂形式未遂的情形认定为未遂。亚洲国家及地区中关于受贿罪既遂的认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以我国大陆地区为代表,规定收受贿赂才构成受贿罪(既遂);另一种以日本、我国台湾、澳门地区为代表,不区分既遂与未遂,仅向他人表达受贿的意图而尚未实际取得贿赂的,也构成受贿罪(既遂)。我国受贿罪中既遂的认定通说观点以实际收受财物为标准,不对收受贿赂与索贿作区分。所以在认定收受银行卡型受贿罪,应当视不同情况作区分审查,应以是否实质、有效控制银行卡存款作为判断受贿既遂的标准。     

论假想防卫的罪过形式

假想防卫的罪过形式，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历来存在争议。对其进行研究无论是对司法认定还是刑法理论都有重要意义。认定假想防卫罪过形式应从分析故意和过失各自的实质含义着手。有罪过的假想防卫不可能是故意犯罪行为，而应当是过失犯罪，其罪过形式不仅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还应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     

论实行行为终了的判断与中止行为类型的划分

实行行为终了与否的判断标准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中止行为类型的划分,而且还间接影响到不同类型中止犯的认定标准。在德国,关于实行行为终了与否的判断标准,存在行为计划说、个别行为说以及全部行为说等学说。在日本,则存在主观说、修正的主观说、客观说、遮断说以及折衷说等不同见解。其中,全部行为说和折衷说较为可取。在我国,对行为是否实行终了的判断也应采折衷说,即应与是否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内容联系起来作出判断。     

共产党人先进性对强化军魂意识的时代价值

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从整体上说就是党的先进性,因此永葆党的先进性,对强化军魂意识具有着根本性价值,包括认同价值和促进价值;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从个体上说就是党员的先进性,因此永葆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对强化军魂意识具有着主体性价值,包括中介价值、示范价值和保证价值;党的先进性和党员先进性是高度统一的,因此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是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性的现实基础,对我们强化军魂意识有着重要的发展性价值,包括基础价值和着力价值等。     

党的先进性党的纲领与党员成分的辩证关系

党的先进性源于党的阶级性,但先进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中,体现着时代特征。党的先进性需要通过制定正确政治路线和具体纲领来体现。党的组织路线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不同历史时期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成分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决定了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将思想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问题。     

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约定的性质研究

著作权归属是委托创作合同的重要条款。著作权归属约定的性质关系到委托人著作权的取得、受托人义务的履行以及双方利益的平衡。在债权形式主义的背景下,委托人通过委托创作合同取得著作权属于继受取得。由于作品的无形性和著作权登记制度的缺失,受托人移转著作权依赖法律推定。著作权从创作完成之日开始移转,委托创作合同的书面形式往往成为著作权移转的公示手段。但是委托人支付报酬的义务与受托人移转著作权的义务构成对价,并对法律推定的著作权的移转产生影响。     

法与伦理的交织:婚生否认之诉中适格原告分析

婚生否认之诉是人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大陆社会伦理观念较为相近的台湾地区,其民法亲属编经过十余次修正,其亲属法日益与世界亲属法的潮流相融合。反观我国亲属法和民事诉讼法,仅就婚生否认之诉中适格原告问题仍无法达成一致。而适格原告是成功构建婚生否认之诉的前提。借鉴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成功立法经验和结合我国现状,论证我国婚生否认之诉的诉讼主体不仅限于夫、妻及子女,还应有条件的包括第三人。     

论完善对地方立法中法律责任的设定

为了保证地方立法机关在地方立法中更科学合理地设定法律责任 ,立法者在拟定法律责任条款时 ,首先要体现地方立法的目的 ,同时 ,其内容的设定 ,还要体现出科学精神 ,具有可操作性 ,考虑该法在施行中的要求。但从我国现行地方立法法律责任条款来看 ,仍存在法律责任条款不协调、缺乏衔接 ,法律责任条款过于原则 ,法律责任条款有明显空白漏洞等方面的问题 ,直接影响了地方立法的有效实施。针对地方立法法律责任条款存在的问题 ,应采取加强法律责任条款的衔接和协调、加强法律责任条款的量化、避免法律责任条款的空白漏洞等措施 ,完善地方立法法律责任的设定     

试论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的民法物权内容已不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现代民法相衔接的<物权法>的制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大学者对此各抒已见,而其中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完善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从我国现行土地使用权制度的现状出发,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提出完善我国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建议.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论我国军事法官职务责任的理论起点

军事法官的职务责任是我国立法机关为军事法官设置的非遵行不可的权利和自由的边界,是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有效途径。对其理论的研究,应把内涵、目的、构成、特征等作为起点。内涵是指军事法官在军事审判活动和赋予的其他活动中所承办的事务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法律在军事领域的实现;实现军事司法价值的均衡;完成军事司法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它由职务责任主体、职务行为和责任三部分构成。内容包括一般职务责任和特殊职务责任。显示出行为主体单一性、职务行为内容的特定性、责任后果的多样性、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性等特点。     

权利失效原则的适用范围与法律效力

权利失效原则是大陆法系一项重要的司法判例原则,它有助于补充现有相关制度的不足,维护正常的社会交易秩序。权利失效原则适用的客体广泛,包括形成权、请求权和抗辩权等。适用于形成权,其法律效力是使权利本体归于消灭;适用于请求权,其法律效力是产生相对人的抗辩权。我国应在立法中体现权利失效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