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适用中扩张解释的方法及其界限——兼论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之区分

刑法适用过程系具体化法律和抽象化案件事实的过程,法官应对存有疑义之条款进行解释。扩张解释系刑法解释之结果,在对刑法条款进行扩张解释过程中,应明确所运用的各种解释方法及其所遵循的步骤。德、日的典型判例及我国实践都存在正确和误用扩张解释现象,应正确运用刑法解释方法,明确扩张解释的界限,准确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法官在个案中无法运用扩张解释时,立法机关应当通过及时修订法律的方式填补法律漏洞。     

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

刑法适用的过程就是法官解释的过程。法官解释是执行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经环节,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与我国现行解释体制并无矛盾,并在各自的空间发挥作用。     

合宪性解释在民事法律中的应用及其规则

法律适用的过程是司法三段论和价值判断交织的过程,在解释具体法律条文时,立法者价值判断优先。法官进行价值判断首先要进行合宪性解释,在狭义的法律解释中,宪性解释属于目的解释的一种,同时发挥着控制性规范的作用;在不确定概念和概括条款中,合宪性解释发挥更大作用应作为独立的解释方法。为规范法官在合宪性解释中的恣意,法官应遵守价值共识规则、利益兼顾原则和比例原则,并应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     

刑法解释的效力和适用

立法者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适用法律,而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作为维护刑法适用的左右护使,在刑法的实际适用中总体协调但矛盾仍不可避免。本文分别对两者及它们之间的效力和适用问题作了浅层分析,提出两者应规范解释,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刑法的适用,尽量避免冲突。     

刑法适用过程中的法官解释

在罪刑法定原则指导下承认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享有刑法解释权,各级法院就有关疑难案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做出解释,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具体个案,这些案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意义时,由最高人民法院结合个案做出判决或解释,以利于统一适用法律。法官应充分论证自己采用某种刑法解释方法得出的最终判决结论,不断克服目前司法过程中形成判决所采用简单三段论带来的不足。     

刑法适用解释的习惯法向度

习惯法在刑法适用解释过程中,同制定法一起发挥作用.法律解释立场和漏洞补充径路的不同,对习惯法的态度亦大相径庭,并决定着习惯法在刑法适用解释中的维度.刑法适用解释对习惯法的取向经历了从排斥到考量的转变,在刑法适用解释的两个阶段即法律解释和漏洞补充中,习惯法面临不同的境遇.在法律解释阶段不应当考量习惯法因素,而在漏洞补充阶段,习惯法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公益条款在司法活动中的适用

公益条款是立法者的公益理念在法律中的体现;但立法者在法律条文中所表达的公益概念是非常抽象的,这需要发挥司法活动的创造性与能动性,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由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对公益条款进行具体的适用与解释.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公益条款的理解和裁量应当与立法目的相吻合,但是实际上存在很多偏差.因此,分析法官适用公益条款偏差的产生原因,探讨法官适用公益条款时应考虑的因素以及公益条款在司法活动中得以合理适用的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刑法解释基本问题研究

刑法在适用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情况，遇到新问题，那么对于刑法条文规定模糊的地方，进行刑法解释就显得至关重要。研究刑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弄清楚刑法解释的目标、方法以及解释限度，有利于更好的理解和适用刑法，维护法律尊严和保障人权。刑法解释目标是刑法解释的逻辑起点，反应刑法解释的价值观，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的大前提下，出现多种学说。文章在分析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采用综合解释观的观点。刑法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适用的途径，也是刑法解释的具体运用，文章阐述了各种具体的方法以及在案件中适用不同方法的位阶。刑法解释的限度也是刑法解释的关键问题，关系到公权力行使的界限。刑法解释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是刑法解释的题中之义。     

刑法解释的基本逻辑——以目的解释为中心

文义是法律解释之开始,尊重文义也应是适用法律之基础前提。但由于文义解释本身所存在的"文不达意"之痼疾,极易招致匪夷所思之后果。《刑法》之根本目的系为保护法益,而在适用文义解释无法得出妥当的结论时,以法益保护原则为基础的刑法目的解释之闪亮出场则显得尤为必要。就此而言,围绕法益保护原则,构建以刑法目的解释为中心的刑法解释体系,也应当成为刑法解释之基本逻辑。唯其如此才能使得刑法解释因入情入理而变得更加令人心悦诚服。但同时,刑法目的解释之适用还应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限制,从而避免"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场面发生。     

刑罚的适用解释与判例的作用

刑法的适用解释即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对刑法的解释是不可避免的。当前,我国的刑法适用解释需要加以规范和制约,以更好地体现公正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实行判例制度无疑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罪刑法定。     

政策解释在民法适用中的价值——兼评《民法适用解释的政策检视》

政治与法律的关联点在于政策,政策对于法律解释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适宜成为民法目的解释的考量因素。从有关的政策性文件中获取的"政策解释",对于法意解释起着重要的导引作用。法官引民事政策适用民事法解释,能有效规范司法审判自由裁量权的适用,从而弥补社会有机体法律之治的欠缺。     

司法中心立场下刑法解释的限度

在司法中心主义立场下，法官是法律适用的主体，法官要完成法律适用活动中对刑法解释限度的把握，需严格以预测可能性和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特别是在涉及类推思维与扩大解释时。     

论普通法国家裁判规范的选择和适用方法

在普通法系国家,判例法和制定法是主要的法律渊源。表面上看,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官是在判例法和制定法中选择可适用的裁判规范。但实际上,法官必须考虑所适用的法律渊源的优先性和协调性;若假定效力相等,法官必须要考虑二者的可适用性。法官可以通过法律解释和司法审查的方法来排除适用制定法而选择适用判例法,也可以通过直接适用制定法的方式或者通过目的解释来适用制定法的方式进行司法裁判,当然,法官还可以通过制定法来发展判例法,或者通过判例法来解释或促进制定法。普通法国家裁判规范的选择和适用,是对制定法至上观念的挑战。     

法律解释目标实现的逻辑程式建构

法律经过解释才能有效适用,法官在正确地理解与适用法律处理案件,并将法律适用过程展现在裁判文书中,实质上就是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过程。＼构建统一的法律解释方法运用规则较为困难,因此对个案法律解释模式的探索意义十分重大。通常个案法律解释目标在法律关系分析、法条意义理解、裁判结果推论、法律效果判断纵向程式中实现。     

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

刑法的适用离不开解释，实践中由于对众多的解释方法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适用顺序，使得针对同一案件因为运用的解释方法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解释结论的情况屡见不鲜．极大地影响了刑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确定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势在必行。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基本持赞同的态度。但对于解释方法适用的具体序列，学者们观点各异。综合我国理论界的观点以及借鉴WTO争端解决中的有益做法，建议我国在适用刑法的解释方法时应该遵循这样一条顺序，即从以查词典为开端的文义解释到系统解释再到目的解释。系统解释中根据对“系统”范围的不同界定，又分别包含了体系解释、合宪性解释和历史解释。     

《法律适用法》“有利于”条款实施研究

《法律适用法》中的"有利于"条款要求法院查明所有连结点所指引的实体法律规定,并进行比较、权衡、考量,最终确定有利于特定当事人的法律而予以适用,这对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外国法查明和自由裁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司法实践显示,"有利于"条款的实施确实存在着单一适用法院地法、法律选择说理不明和外国法查明过程缺失等问题,这一定程度上是由"有利于"条款本身所内蕴的过高要求所造成的,表现在条文规定本身加重了法官外国法查明的负担,"有利于"条款中的"有利于"字眼的模糊性也让法官的裁量无据可依,另外,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法律选择意识淡漠和法院地法情结浓重,是造成"有利于"条款实施不佳的又一原因。目前已推进的司法改革应有助于改变"有利于"条款实施不佳的现状,细化"有利于"条款适用的参酌因素、优化现行的法律专家查明外国法的途径亦有助于突破实践中的瓶颈问题,缓解"有利于"条款实施的尴尬情状。     

公众话语压力下的刑法解释——以热点刑事案件中刑法解释方法的择向为视角

热点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对刑法的解释与适用,面临公众强烈质疑的困境。刑法解释理论本身的缺陷不足以造成困境,民众感官正义与法官司法正义的冲突也并非根本原因,公众不完备的信息能力才是困境形成的本质原因。公众话语压力通过刑法解释对象发生作用并影响法官解释方法的择向,一旦公众话语过度渗透,形成话语压力,则可能引发刑法解释过度追随公众认同的可能性、解释结论消极影响的＂溢出效应＂等非理性司法特性。要突破上述困境,应强化公众信息能力以消解公众话语压力,以公众认同的基本情理为刑法解释的价值取向,并坚持＂人本主义解释范式＂,还应准确确定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以提高法官刑法解释技艺。     

试论利益衡平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

利益衡平在形式推理、实质推理、法律解释方法选择、法官自由裁量权规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它决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左右着法律适用的进程中方法、工具的选择,决定着法律适用结论正确与否。     

从旧兼从轻原则之“不能承受之重”——对最高院《关于〈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之反思

从旧兼从轻原则不仅适用于定罪量刑,还适用于刑罚执行,因此,《解释》中无论是关于定罪量刑的规定抑或是关于刑罚执行的规定,都必须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然而,《解释》的8个条款中竟有4个条款突破或僭越了从旧兼从轻原则,而且,《解释》对刑法的"从轻"适用,并非整体适用某一相对较轻的法律,而是选择适用数法律中对于犯罪人有利的法条,实乃从旧兼从轻原则之"不能承受之重"。反思《解释》,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刑法》总则第12条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来决定适用新旧法,同时,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应整体适用"轻法"。     

论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判断当事人请求权的性质、选择案件裁判依据的过程,都蕴含着法官对法律条文意义的解释与探索。审判过程中,基层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以待决案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基层法院案件多、情况复杂的特点,决定着法律解释基本上成为一种个性化的司法实践。通常情况下,个案法律解释目标在法律关系分析、法条意义理解、裁判结果推论、法律效果判断纵向四阶段中实现,上述法律解释目标实现程式个案具体化运行塑造了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