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公安机关在刑事和解案件中"监督者"的角色。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现,单纯"监督者"的角色不能使刑事和解的社会效果得到充分发挥。从细化程序、加强监督、科学引导三个方面入手解决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中的不畅,对发挥公安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优势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若干思考——从一案例解析谈起

刑事和解是贯彻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新举措,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有效探索,也是一项新型的司法制度。通过例举公安机关办理的一起适用刑事和解的普通伤害刑事案件可以明晰,在目前立法状态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在适用刑事和解时应当注意的问题,以及刑事和解自身存在的问题。如能对刑事和解作出更为详细的公安机关操作指引并制定配套制度予以保障,刑事和解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就能进一步凸显。     

检察机关之刑事和解权论析

基于新的《刑事诉讼法》中刑事和解程序之规定,检察机关被赋予了另一项权力——刑事和解权。刑事和解的思想内核在于恢复性司法,价值旨趣在于宽容、宽恕理念,由此决定了刑事和解权的性质为"程序性权力"。检察机关应当是和解程序之督导者、和解处理之决定者、刑事和解之监督者。和解过程中,应当尽量吸收社会第三方参与其中,并对和解权进行监督,同时权力机关之间以及权力机关内部分工,也对和解权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论经济犯罪案件中刑事和解的适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对公安机关执法办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经济犯罪案件相对较少,仅限于特定条件下的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应当严格适用刑事和解,审慎把握适用条件,妥善处理和解反悔等问题.     

警察刑事和解权之规范化论析

新《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确认了警察刑事和解权,然则并无具体规制之内容,不加约束之权力皆有被滥用之可能。在论及警察刑事和解权之规范化时,首先要对其权力属性进行界定。鉴于恢复性司法和刑事和解是实体与程序之关系,故结合恢复性司法之价值理念,将警察刑事和解权界定为程序性权力较为妥当。在此基础上,将警察定位为和解程序的引导者与监督者,同时从权利、权力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规制。在划定权力范围的基础上,再通过具体程序设计来进一步规范警察刑事和解权。     

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确立标志着刑事和解制度在公诉案件中的正式适用。本文拟从论述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入手,以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理论契合为视角,在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层面分析的同时,回应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和解协议自愿性审查标准等争议性问题,并就刑事和解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障碍提出预防性应对措施。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已较为成熟。建议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增加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已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经济保障,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取向一致;刑事和解虽与现行司法模式存在冲突,但这种冲突可以通过立法化解。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遵循公平、自愿、被害人优先和不违背法律及社会公序良俗等原则,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作严格限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宜作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只能是人民法院。     

现实的回应:刑事二审程序中和解制度的构建——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视角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诉讼法》作了第二次修正,此次修正将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四种特别程序之一加以规定,并明确了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和效力,使刑事诉讼规则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近年来研究"刑事和解制度"的文章层出不穷,但刑事二审程序中的和解却未得到司法实务界的重视,理论界对之研究也付之阙如。然而刑事二审和解已经逐渐影响到原有的司法生态,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亟待人民法院予以总结。基于此,笔者尝试对构建刑事二审程序中的和解制度进行探讨,希望对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二审程序,提升司法公信力有所裨益。     

试论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但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治安形势仍不容乐观,因此,刑事和解工作应当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展。目前适用的案件范围应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侵犯人身权利的过失犯罪案件、部分轻微刑事案件,至于重罪案件中,民间同事纠纷、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人身损害、侵犯财产犯罪案件可以进行刑事和解。刑事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应当仅适用轻伤害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则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均可适用。关于达成和解的法律后果,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仍应当从严把握,对其他案件则可依法从宽处罚或适用非监禁刑。另外,应当设计严格的工作程序和各种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调解主持人也应以办案机关以外的人民调解组织为宜,以保证刑事和解工作健康良性发展。     

刑事和解司法适用的四大矛盾

刑事和解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一直备受质疑。不同观点的对撞形成了刑事和解司法适用的四大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了中国司法在扩大刑事和解适用中的司法纠结或司法尴尬。     

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与范匿

随着刑事和解制度在各地的推广，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在实践中的不统一将严重影响到刑事司法的权威，不利于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正常发展。考虑我国国情、现行法律规定与操作的可行性等现实状况，充分总结司法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尽快统一规范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刑事速裁程序实证研究——以S区刑事速裁程序适用为范本

刑事速裁程序以促进诉讼繁简分流为首要价值,以提升诉讼效率保障司法公正为最终目的,适用速裁程序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是当前刑事案件办理的必然选择。为提升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适用率,应进一步放宽两高两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中速裁程序适用的罪名和条件,祛除对扰乱公共秩序犯罪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公共场所"限制,将当事人就赔偿和解等事项达成调解和解的条件增加例外条款,允许未解决赔偿和解问题但双方均同意适用刑事速裁程序的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办理,在实践中厘清认识,不以社会调查评估结果作为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前提,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提升公安机关对速裁程序的适用意识。     

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路径

2012年修订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文章对我国刑诉法中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内容及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指出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途径：从立法者角度,完善刑事和解制度法律规定;从执法者角度,强化刑事和解案件适用条件;从监督者角度,加强对刑事和解案件监督制约。     

刑事和解在侦查阶段的适用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下的一种新生的纠纷处理方式,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鉴于侦查阶段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对于警察权力的担忧,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从各地公安机关对于刑事和解的成功探索可以看出,从立法的层面上规定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不但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而且与当下提高侦查效率、保障人权的诉讼目标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     

刑事和解适用问题探析

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制度,许多人还不甚所了解,在司法实务界尚处于试行阶段。此次刑诉法修正案对刑事和解进行了专章规定,但过于笼统。文本上的抽象性影响了实务上的操作性,因此有必要探讨引入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区分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调解、案件"私了"之间的不同,以及进一步分析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     

检察监督视野下的公安机关刑事专项行动——以C市2012—2014年典型专项行动为例

公安机关刑事专项行动是一种具有人治色彩的打击犯罪模式,是公安机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转型社会复杂环境下作出的无奈、经济的选择。调查发现,公安机关的专项行动存在以下问题:案件数量陡增但办案质量下降;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治理流于形式效果欠佳等。所以,检察机关应当保持监督者理性,对公安机关专项行动建立监督机制,探索实行全程监督,将公安机关专项行动纳入法治轨道。     

试析刑事和解中各方的地位和作用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诉案件中的刑事和解程序,刑事和解制度被"正名"并走上法制化道路。刑事和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刑事和解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对于纠纷解决的部分主动权、参与权与决定权。这标志着中国传统的以"国家—被告人"为中心、以惩罚和报应为主要目的的刑事纠纷解决模式正在发生转变,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恢复正义模式正逐渐踏上历史舞台。作为刑事和解制度中最基本的构成部分和实施主体,加害人、被害人、公权力机关、及其他参与人都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刑事和解中各方地位的确定及作用的认定,对于刑事和解的顺利进行及功能的发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杀人（既遂）案件适用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是私权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介入和体现,这对于平衡公权力、更好地尊重和体现被害人意愿具有积极意义,符合现代刑事政策发展的趋势。但私权在刑事司法中的介入亦应是有边界的。盲目扩大刑事和解的范围,既是私权的滥用,也是公权力的不作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设计还在摸索阶段,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力提倡并广泛适用、特别是在杀人（既遂）案件中适用,并非理智的选择。     

刑事和解公众接受度的实证分析

是否引进刑事和解制度,除应从立法、执法的角度考虑外还应考虑守法公众对刑事和解的接受度。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被害人接受刑事和解这一新型刑事替代纠纷解决机制是出于无奈,因为刑事和解可能成为"富人游戏",造成司法不公;刑事和解矫治加害人心理的功能较差;刑事和解是被害人的无奈之选。建立国家先行偿付制度和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增设刑事和解制度的有效对策。     

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部门探索的解决刑事纠纷的新途径,它通过和解性程序达到恢复性结果,符合当今社会废复陛司法的理念。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掀起了一股刑事和解热潮的情况下,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却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模式选择、适用阶段、制度保障等问题都没有厘清。因此,构建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已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