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破案的基本方法

侦查学界在研究侦查破案方法时,通常聚焦个案、类案或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类案侦破方法,基于案件共性特征及查办案件通行做法的侦查破案基本方法的研究一直留有空白。研究侦查破案的基本方法,需要着力攻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众多的侦查破案方法类型中把握基本方法的限定条件,即侦查原理有力支撑、侦查活动普遍适用、发展变化相对稳定、实践检验切实管用;二是在复杂的侦查破案方法系统中解析基本方法的构成要素,探明方法构成、结构特征和运行模式;三是在不同的侦查破案方法路径中规制基本方法的实践要求,要立足现场吃透案情、准确把握因果关系、合理进行侦查假设、科学组织数据筛查、全程实施条件比对。     

浅谈发挥刑事技术的破案效能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 ,在破案中对刑事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 ,如何充分发挥刑事技术的破案效能 ,为侦查破案服务 ,成为摆在侦查、技术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从侦查和技术两个方面对在侦查破案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刑事技术的破案效能进行了探讨。     

客运列车反扒窃战术——基于打击现行扒窃案件的思考

客运列车人财物高度集中，是扒窃分子实施盗窃行为的主要场所之一。铁路公安民警在现行扒窃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为达到侦查破案、控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目的，对现行扒窃案件需采用专门调查和强制措施相结合的手段。在手段运用过程中，行为的暴露及缉捕方法不当对公安民警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加强对现行扒窃违法犯罪行为人的处置措施的研究，即从战术层面对反扒窃侦查措施进行总结，对铁路公安民警在打击现行扒窃违法犯罪过程中防止行为的暴露，有效控制扒窃分子，确保旅客、公安民警人身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论破案战役

破案战役的犯罪控制作用具有明显和暂时的特点。破案战役与刑侦基础工作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冲突的一面。破案战役的战果之一便是形成特定的工作机制,长效机制的形成有助于巩固破案战役取得的成效。破案战役与常规侦查工作是特殊与一般、相互取长补短的关系。作为一种解决非常犯罪问题的非常斗争手段,破案战役具有严厉性、针对性、规模性、有限性等特点。破案战役的组织实施大致可以分为决策、准备、实施和评估与总结等四个阶段。     

破案战役的整体构思

破案战役是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一项有效措施。但在公安工作实践中 ,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本文针对破案战役中存在的问题 ,从理论上对破案战役进行宏观研究 ,系统地探讨了破案战役的分类、破案战役的实施和破案战役应注意的问题。     

论我国侦查策略的理论来源

侦查策略从本质上而言是侦查主体为达到一定的侦查目标在实施侦查行为的过程中对侦查对象采取的灵活有效的方法.我国侦查策略中蕴含的灵活有效的方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有着广泛的渊源,其主要的理论来源包括三个方面,即军事策略思想、侦查实践经验及科学理论和方法.     

试论反侦查行为的利用——以职务犯罪侦查为视角

反侦查行为是与侦查行为相对的概念。侦查活动往往伴随着一定的反侦查活动,职务犯罪也不例外。反侦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侦查进程,给侦破工作带来困难。然而,反侦查行为还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从反侦查行为在侦查中的价值出发,通过探讨反侦查行为的利用原则,提出针对反侦查行为的利用方法,以期更好地为侦查破案服务。     

侦查措施概念新论

从字面的通常含义出发对侦查措施进行界定,能为侦查措施学理概念的建构奠定语义基础。这有利于消除分歧,建立共同的沟通讨论平台。侦查措施是国家法定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为了收集证据和查获犯罪嫌疑人,针对其中出现的各种情况而采取的相应处理办法。侦查措施是侦查方法的一个子系统。侦查措施与侦查手段二者理性意义趋同,但二者可以从感情色彩上来区分。侦查措施与侦查策略在方法论的侦查观下指向同一思维对象,解决的问题一致,"侦查策略"概念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侦查措施"与"侦查行为"两个概念在外延上有很大重合,但承担不同的理论功能。     

关于强制性侦查措施异议机制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有力措施，但同时它也最容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侵害。在当事人遭受强制措施的侵害之后，如何及时挽救被侵害人的权利，恢复当事人的利益、保障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人权，是刑事诉讼制度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被采取强制措施者对强制措施提起异议的权利，特别是侦查阶段强制措施适用较少受到制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异议机制。     

刍议被动侦查原则

被动侦查原则衍生自侦查行为在职权应答上的被动性或回应性。被动侦查原则包含四项要义,即因果关系上的时序性、程序启动上的被动性、措施运用上的比例性以及犯意诱惑上的禁止性。坚持被动侦查不仅是侦查活动一般认知规律的体现和刑事司法"最后手段性"的基本要求,而且是防止权力滥用、保障人权及侦查资源合理配置使然。在侦查实践中应当坚持:以被动侦查为主,主动侦查为辅,以实现权利保障和打击犯罪的价值平衡;以情报主导侦查,以便于在基层情报网络的基础上争取侦查破案的主动权。     

论辨认中的见证人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有关规定，辨认经过和结果需要见证人见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依托刑事证据学的基本理论，考察国外有关辨认的法律规定，从确保侦查实践中搜集证据的真实、合法的具体使用方法等方面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辨认结果不需要见证人亦可作为证据使用。     

侦查情势构造分析

任何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都处于运动、变化、发展的侦查情势中,情势的易变性决定了侦查活动的复杂性。为了深刻把握侦查情势的运行规律,我们通过勾画侦查情势构造图的形式,运用静态分析的方式,从侦查中主体、客体与环境的关系入手,以案件结构要素与侦查基本程式的关联性为目标,力图准确地剖析侦查情势构造,进而对侦查情势进行科学解读。     

谈侦查人员的挫折心理及调适

侦查人员在长期的侦查工作中,容易滋生心理上的职业弱点,形成某种挫折心理。这种心理上的“职业病”,干扰着侦查活动的进展,影响着侦查效果,严重的还会导致侦查活动的失败。本文就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常见的挫折心理的产生、表现及调适的方法作了些分析。     

论治安案件的概念与构成

要给治安案件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很有必要对案件构成、案件事实、行为构成与行为事实、法律事实等概念进行梳理。案件事实是程序性事实与实体性事实相互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案件事实是查处主体对作案主体或嫌疑主体的行为进行认识的结果。案件事实是由实体事实和程序事实两大类事实共同作用而构成,把案件事实构成要件中的实体事实等同于案件构成的全部要件是不妥当的。治安案件的构成要件应该从案件性质的定性、案件事实构成的表述以及案件本质特征的表述、案件法律责任的担当上去把握。治安案件定义应当涵盖案件的构成要件。     

刑事审讯的程序违法性透析——以刑事错案的成因为视角

程序性违法是刑事错案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刑事审讯作为公安机关侦查办案中获取犯罪嫌疑人言词证据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受到公安机关和办案人员的高度重视。在“口供至上”的刑事办案理念的影响下，为了获取侦查破案的所谓“关键”证据，办案人员在刑事审讯时不惜违反程序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刑事错案成因的考察可知，在刑事审讯过程中，较为典型的程序违法行为有：讯问地点违法、超期羁押、自创程序、假借合法程序名义非法讯问等等。强化办案人员的程序法定理念、确保刑事审讯的程序合法是预防刑事错案的良策之一。     

规范错案追究制,还原司法理性

错案追究制度是司法改革中为消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而推行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是,错案追究制度在运行中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本文从分析这种错案开始,研究错案追究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张错案责任追究应与法官司法责任制度相结合,确立法官司法责任的主客观标准和程序标准,从法理学的角度对错案追究制度进行理论反思,提出我国司法改革步伐仍然应当保持理性。     

论抢劫案件之诱惑侦查

基于抢劫案件之基本特点 ,运用诱惑侦查手段是提高其侦破效率的关键。适用诱惑侦查的抢劫案件应有其特定的范围 ,并须是系列抢劫案件 ,且在通过其他手段无法发现犯罪嫌疑人线索时才允许采用。侦查诱饵的设置应考虑被害人角色扮演、抢劫目的物或随身携带物特征、适合抢劫行为的时空环境等三项因素。运用诱惑侦查手段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确定和缉捕犯罪分子 ,终止系列抢劫行为 ,以此为基准 ,可以从行动方案的拟定、化装守候行动的展开和适时抓捕行动的实施等构建诱惑侦查的方略。     

美国档案鉴定的教学方法

通过一位美国教授的实际教学经历,介绍了在美国如何选择档案文献来培养学生的鉴定思维模式,详细阐述了如何选择鉴定案例与如何应用案例作为教学工具的各种方式。该教学方式对国内的档案教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为视角

目前我国检察系统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存在着案件线索来源渠道不宽,线索及侦查管理属地化、抗干扰能力弱,初查手段有限,侦查资源分散,队伍管理和基建设施落后,保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有必要建立健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机制、“内线情报网络”机制、外部调查取证配合机制、工作保密机制和污点证人制度,完善初查程序的立法和侦查强制措施,并集中线索管辖权和侦查权,整合侦查资源。要加强省级检察院对基层检察院的指导和领导工作,切实解决目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深入开展。     

Multi–organisational implementation: A challeng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and modelling

The tentative evidence which has emerged from multi–organisational implementation processing has had little impact on explanatory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e literature uses 'top–down' and 'bottom–up' models as if they were totally discrete ways of examining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an implementation process. However, actual processes tend to fall somewhere between these two extremes. In this paper, I consider why this might be the case and suggest that there are ways of solving the theoretical dilemmas which preven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implementation processing. Using evidence from a recently completed case stud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care in Finland, I suggest that the evidence of an interplay between the mandated implementors and others, be they public or private agents, may be an indication of an effective method of coping with these iss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