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问责制度是提升政府素质的必然选择

<正>问责制度是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公共责任承担者行使职责情况进行监督,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度具备明确的惩戒和监督功能,不断完善问责制度将有利于推动服务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高效率政府和诚信政府的建设,从而全面提高政府素质,推动法治型政府建设。一、完善问责制度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现代社会对政府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其中最核心的素质就是政府服务社会的素质,坚持     

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规律、机制和评价标准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要按照服务,责任、法治、廉洁的要求和目标,全面规划服务型政府建设,按照公共服务的内在规律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建设科学合理的政府运行机制,建立规范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以促进政府和公共组织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探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又是政府实现良好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也是我国深化各项改革 ,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发展过程中 ,需要进一步廓清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和本质。服务型政府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 ,将有限的公共资源优先用于公共服务支出。服务型政府是由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及透明政府等四个结构要素共同支撑的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是公民需求导向型的政府 ,体现为从“以政府为中心的重管制模式”向“以满足公民需要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变。     

从系统论看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

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看,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是一个系统,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的目的就在于促进系统内的各构成要素的协同与整合.文章从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这一系统的现有行为特征出发,分析了现有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的不足,并进而对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宏观思考

权力与责任的平衡,是法治对所有权力主体的要求.问责制度是推进法治建设的一个突破口,以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或不作为从而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旨在推进政府由无限、无责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的变革,具有重大的宪政意义.在问责的制度建设上,必须从问责的范围、程序、对象及执行四个方面进行宏观把握,争取有所突破.     

行政生态学视角中的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是和谐社会下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目前,由于问责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对决策信息存在着高度垄断,问责主体的缺失,行政长官的零问责导致的行政权力膨胀,以及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问责外部缺乏明显的制度保障等等都是政府问责制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逻辑与框架

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以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为核心,反映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和外延,根据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逻辑而构建的一个结构体系。通过对服务结果、服务能力、服务过程三个维度的评估,一方面可以衡量一级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水平,另一方面也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路径。     

论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逻辑与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以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为核心,反映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和外延,根据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逻辑而构建的一个结构体系。通过对服务结果、服务能力、服务过程三个维度的评估,一方面可以衡量一级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水平,另一方面也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路径。     

论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逻辑与框架《中文作者二》=卢海燕

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以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为核心,反映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和外延,根据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逻辑而构建的一个结构体系.通过对服务结果、服务能力、服务过程三个维度的评估,一方面可以衡量一级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水平,另一方面也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路径.     

以“治庸问责”析经济法上的权利与权力配置

为切实优化武汉市投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行业的服务意识,深入推进责任政府、高效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武汉市政府实行了＂治庸问责＂机制,出重拳以优化投资发展环境。经过实践,＂治庸问责＂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健全公共服务问责制度研究

问责是公共服务过程中主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重要保障,可以对公共服务主体产生约束力量,有效避免和惩戒主体的失范行为。公共服务的问责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间的问责制度,主要有短途和长途问责制度;二是主体内部的问责制度,主要包括政府内部和公共服务生产机构内部问责制度两个方面。由于问责制度不健全,影响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必须针对主体间的问责和主体内部的问责存在的不同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健全问责制度,逐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我国政府问责中的理论误读及反思

政府问责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事实上,政府问责并不是对政府特定时期失误、失职行为的简单惩罚,也不应该是政府在政治、舆论等压力之下的被动应急策略。政府问责应是一种常态化、规范化的以人民主权为逻辑基础的政府合法性展示过程,在此基础上,政府问责的目标、政府问责的落实、政府问责的途径以及政府问责的保障等都应有特定的内涵规定性,并共同构成有关政府问责的理论体系。     

完善官员问责制 构建责任政府

官员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社会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完善官员问责制、打造责任政府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现阶段我国官员问责制运行中还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模糊、问责范围缺乏法律依据、问责程序不完善等问题,需要通过确立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对象、界定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推行政务公开、打造全新的行政文化等措施不断将其完善.     

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要素的界分和衔接适用

党的自我革命要求用好问责利器。党内问责属于党内法规体系,监察问责属于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不同规范体系决定了两种问责制度在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和问责情形等基本构成要素方面的差异,纪律检查机关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体制内在要求两种问责制度适用方面的一致和衔接。厘清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构成要素的界分及其衔接适用,是精准问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充分发挥两种问责利器作用的关键所在。     

党内问责机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路径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党的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相结合等宏观层面,以及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内容这一微观层面,而中观视角的研究相对薄弱。以党内问责机制这一中观视角为切入点,既适应了宏观层面上制度治党的要求,又能够将责任主体和责任内容等各微观要素有机整合进问责机制之中。党内问责机制的建立与发展契合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充分发挥党内问责机制的作用可以破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遇到的党内制度失范和权力腐败等障碍。党内问责机制可以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条有效路径。     

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     

压力式地方治理的责任机制及其反思

压力式问责是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在推进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常用的手段,也是地方压力式治理最直接和具体的表现形式.其基本特点是细致化的责任分解、立体式的责任监督、强有力的问责过程以及联动性的问责结果.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这种问责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并不符合现代政府问责机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     

建立服务型政府:强化区域经济合作中政府行为的服务效能——基于山东潍坊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现状的分析

建立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处理好与市场、企业的关系,把政府从企业经营管理等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创建良好的合作发展环境。这主要涉及到政府行为目标模式中的政府体系、市场体系、企业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     

加强地方政府行政问责体系建设的对策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问责制度应该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完成从人治问责向法治问责的转变。     

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法律思考

责任政府是法治政府的核心内涵之一,而行政问责制度又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专家学者不断尝试从各个角度阐释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的必要性、重要意义以及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进路和方法。笔者围绕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借鉴西方的经验,从法律的角度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