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问责制度是提升政府素质的必然选择

<正>问责制度是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公共责任承担者行使职责情况进行监督,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度具备明确的惩戒和监督功能,不断完善问责制度将有利于推动服务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高效率政府和诚信政府的建设,从而全面提高政府素质,推动法治型政府建设。一、完善问责制度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现代社会对政府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其中最核心的素质就是政府服务社会的素质,坚持     

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     

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的构建及完善

服务型政府在治理理念、发展目标、行为准则和服务模式上迥异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这些特征对政府问责提出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即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融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于一体。但当前政府问责在问责主体的单一性、问责对象的不确定性、问责程序的非制度化、问责结果的片面性和不稳定性等方面的缺陷,难以满足服务型政府问责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建立以四类责任为导向的多元主体问责的目标模式,并以法治环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人大、政协、司法和社会问责为路径完善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     

完善官员问责制 构建责任政府

官员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社会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完善官员问责制、打造责任政府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现阶段我国官员问责制运行中还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模糊、问责范围缺乏法律依据、问责程序不完善等问题,需要通过确立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对象、界定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推行政务公开、打造全新的行政文化等措施不断将其完善.     

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困境与制度创新

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面临着行政问责标准不明确、程序不规范等诸多困境。应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健全、强化行政问责的动力机制;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文化建设;并学习和借鉴国外有关行政问责的先进理念与做法,使行政问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从系统论看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

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看,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是一个系统,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的目的就在于促进系统内的各构成要素的协同与整合.文章从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这一系统的现有行为特征出发,分析了现有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的不足,并进而对服务型政府问责体系建设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进与退

行政问责制实质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在中国，问责制度已经被公众提上日程，但是并不完善，其走向如何，格外值得关注。要建立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切实做到问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问责制向更好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有赖于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强化行政问责的主体机制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正>一、"同体问责"的现状"问责"即追究责任。所谓"同体问责",是指政府官员在发生了违法违纪的乱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时,由上级政府部门追究其行政责任的一种机制。目前,对政府官员的问责主要是"上问下"的"同体问责"。由于这种问责是在政府部门内部上、下级之间进行,缺乏人民群众的外部监督参与,从而导致人民群众即使不满意政府官员乱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也难以直接追究其法律责任。而人民群众对某些政府官员的不负责任行为的追责意愿,也只能依赖或者等待政府的上级部门对下级进行问责监管。     

现代政府行政理念重塑及其践行路径

政府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有效的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现代政府应具备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服务行政、责任行政、有限行政、透明行政六大行政理念。在政府行政过程中，完善政绩考核、推行行政问责、优化政府决策、提升政府能力是践行政府行政理念的路径选择。     

对行政问责模式的比较分析及反思

自行政问责制实施以来，理论研究者大都反思了同体问责的现实及其缺陷，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但并没有去检视异体问责主张的问题脉络与现实困境，也没有分析异体问责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发展限度等。作为两种不同的行政问责模式，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在行动结构、内容与程序、可控性和精神气质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同体问责是在政府内部分配问责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异体问责使政府接受外部的监督和控制，为宪政问责创造条件。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很难避免“官官相护”的弊病。异体问责是值得期待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扰同体问责的权力合谋的问题，同样也会困扰形式上的并体。对于有效的问责制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应当向谁负责，以及谁来对他们进行问责；为什么问责制没有得到落实，问责者没有行动起来，其激励和动力在哪里。答案就是，只有切实保障问责者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问责制，并使之得到真正的发展。     

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府利益

政府利益是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偏离了公共利益的非常态利益。政府利益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只要公共政策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就是一种永远的威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政府利益最直接的原因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机制缺陷，为政府利益的介入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     

略论建设深得民心的民生政府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体制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过去那种以权力、权威、高压态势为主导的公共管理模式已明显地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必须加以改革。尽快医治空话、大话、套话、假话成习的官场病症，实行信息公开；政府必须去掉利益化，把利益型地方政府建设成民生政府，即建立适应公共管理体系的、新的社会发展的民生政府。     

略论人民满意政府之政绩考核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建立人民满意的政府,需要侧重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政府官员要有科学的政绩观,要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这样的考核机制要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官员在任期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好与不好,要用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来评判,还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国外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及特点分析

在经历了长期的实践和发展后，一些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制已经比较完备，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还处于探索阶段。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我们应注意了解并借鉴国外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对于推进我国责任政府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决策法治化：障碍及路径选择

提升政府行政决策的能力和水平,防止、避免和纠正行政决策的失误,已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建设还比较薄弱,行政决策的法治理念模糊、法定程序虚化、法律责任缺失、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缺失等影响着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因此,树立行政法治意识,加快行政决策的立法进程,完善决策前的听证制度,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将行政决策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课题。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在不同时期的创新性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执政理念为指导形成的，并伴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共同富裕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以人为本，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述形式，但其核心价值理念始终未变，对完成特定时期的执政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政府改革与政府创新——关于政府创新的内涵、动力及路径分析

政府创新的内涵包括观念、理论、体制、人员和操作等五个层面的创新。政府创新是通过政府官员的改革行为得以实现的,因而其直接动力就是政府官员的责任心和进取心,然而从根本上说,政府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实践。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政府创新的推进可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创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执政方式来实现。     

政府在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的责任担当

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承担着创造、维护、监控等重要责任。建设新型政府,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导作用,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通过转变管理理念、管理范围和管理方式,加快建设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新型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沟通：政府管理网络舆论危机的有效途径

社会转型期，沟通在政府管理网络舆论危机中能有效促进危机预警，保障危机信息的提供，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有利于重塑政府形象。实践中，由于传统的单方管理理念导致了政府沟通意识欠缺，同时，沟通的常设机构不到位妨碍了危机处置权威的形成。因此，要实现政府在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有效沟通，必须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网络舆论危机的沟通技能，注重培植网络舆论危机沟通的中介力量，不断创造网络舆论危机沟通的良好环境。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廉政文化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廉洁的思想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