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改革创新上海边检工作

当前,我们必须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提高边检服务水平,适应上海口岸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努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切实提高民警素质,适应加入WTO后边检队伍建设的需要.     

开设"110"短信报警探究

随着改革的深化与进一步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国内治安形势不容乐观.为有效控制犯罪,要求"110"报警系统必须作出快速反应,尽可能缩短现场反应时间.在手机普及、短信得到普遍运用并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开设"110"短信报警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早期“采西学”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评述

中国近代早期教育思想是在保持传统与学习西方的两难选择中产生和发展的,"中体西用"论从其根源到理论成型都是以这种两难选择为核心的,中国近代早期"采西学"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也充分体现了"中体西用"论这个核心命题.从中西学观、御侮图存、开放思维和制度规范四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近代早期"采西学"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这对我们正确、全面理解中国近代早期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以及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论WTO的法律文化内涵——法治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和平等

WTO的法律文化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文化,即权利文化,它集中体现了"法治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和"平等精神",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WTO法律文化存在深刻的矛盾.中国加入WTO后,只有吸收、借鉴和移植WTO法律文化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实现自身的法制现代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家学说对它的资源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后形成的新哲学;其主要思想资源是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但也充分吸收并整合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儒家学说是其重要部分.在当代,对儒家学说绝对维护的"保守派"与否定其一切的"激进派"均已式微;主张对其革新的,一是"现代新儒学";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后者以毛泽东为其创始人和奠基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儒家学说一有其伟大贡献,二有其历史局限性,三又有可继承性.我们尊重儒家学说的崇高价值观,充实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达到价值论与科学论的统一;我们捕捉儒家学说的真理性论断,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性的体系之中,达到哲学学理的发展;我们沿用儒家学说的一系列中性范畴,给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达到文化思想的创新;我们把握儒家学说中的隐性内涵,将其显性化,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有中国气质的学理;我们继承儒家优良的文化精神,结合新时代的新实践,发扬光大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新精神.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而且是中国现代哲学的新形态.     

"三个代表"哲学思想研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征,对于加深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伟大意义,对于加强贯彻"三个代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地缘政治视角析"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是针对中国的崛起所发出的噪音,其实质就是要对中国"以压促变",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离间中国同邻国的关系,从而维护西方的霸权地位。所以是"威胁中国",而不是"中国威胁"。为此,我们要对自己的国际角色准确定位,稳定周边,自主构建安全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     

论“私了”——从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

任何法律制度只有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才有生命力,纠纷解决机制也不例外,它必须既具法制手段又有文化基础.通过现代契约制度、程序制度使中国的"私了"传统与西方法治原则相契合,中国可以在正式制度上构建一种解决纠纷的"私了"制度,以达到利用和改造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私了"非正式制度之目的.这一制度不仅应兼具中国传统与现代法治特色,而且应能接受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分析和博弈论的验证.具体而言,中国可将"私了"实体制度纳入到民法之契约法中,同时在民法中规定"私了"程序制度.     

“三个代表”的科学论断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马克思关于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近年来引起许多学者关注.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在设法解决跨越问题上进行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为实现跨越奠定了必要基础;邓小平理论则是这一"设想"的应验和创造性发展;按江泽民"三个代表"科学论断去努力实践,把党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能成功,中国人民一定能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科学管理”之道

生活与管理往往贯通着相同的哲理，学管理不仅要在课堂上，也应该从生活中领悟。一位普通出租车司机从自身实践中形成的时间成本意识、换位思考方式和强调主观态度的观点恰恰也是管理者所需要的，远远超出了行业领域的界线，上升到了管理哲学的高度，给各级管理者以有益的启示。     

论刑法中的“包庇”

对刑法中"包庇"的整体性研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包庇"的主体、"包庇"的对象和"包庇"的行为。"包庇"的主体,从解释论的角度看,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以包括被包庇者本人,从立法论的角度看,应当包括"单位"。"包庇"的对象,各个犯罪的要求有所不同,既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犯罪的人",也可能是特定的违法犯罪分子。"包庇"的行为,在具体罪名中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但都是以作为的方式帮助违法犯罪人逃避刑事处罚,既不同于"纵容",也有别于"知情不报"。     

学报编辑稿件加工重在“三观”

学报编辑加工稿件，要具有写作学的视野。从古典文论及写作学中汲取营养，能使我们在阅读稿件时。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从逻辑的角度言，重点要观其文题、整体架构和段落排布；从语法的角度言，不但要观其句子主干，更要留意其枝叶；从修辞的角度言，既要整体审视其是否“合体”，又要从细部斟酌其语词的运用，还要注意其表明观点和态度的语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它的产生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是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我国国内经济成分、阶级阶层、思想观念的新变化,党情的新变化,对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理解“安乐死”,为“安乐死”在我国的实施创造条件

“安乐死”的本质是为减轻患绝症的病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极端痛苦,有利于减轻其家属负担,符合优生、优死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安乐死”不存在现实的社会危害,没有损害绝症患者的生命权,是尊重个体生命权的体现。脑死亡法即将在我国出台,为安乐死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论"三个代表"的"核心与关键"

"三个代表"的"核心与关键"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它体现了我们党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全面理解这一"核心与关键",在理论上要搞清"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涵义,在政策上要以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准绳,在决策上要以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在实践中要以为人民做实事为出发点.践行这一"核心与关键"必须正确处理好多种关系.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高校改革和发展的关系

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用其指导改革和发展,是高校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高校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思想基础,我们只有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快推进高校的改革与发展,才能把充满生机活力和希望的中国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     

60年时代主题的重大变革——从“战争”到“和平”的大局统筹

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关乎国家在建设时期"中心任务"的抉择,是建国60年经验总结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与之后,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不同统筹观(即从"战争格局论"到"和平与发展论";从"要准备打仗"到"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巨大变革),对国际政治、尤其国内的建设格局以及台湾问题的处理方针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抚今思昔,在改革大势下,我们全面肯定邓小平的全局统筹观;继往开来,在历史镜鉴中,不等于轻率地否定1978年改革以前毛泽东的大局统筹观,这是历史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的辩证法。     

“直接适用的法”与合同准据法的确定

“直接适用的法”是指无须援引法院地冲突规则而必须直接适用于某种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它在涉外合同准据法的确定中的地位有不同观点 ,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并分析了“直接适用的法”与具体的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的关系 ,认为“直接适用的法”在适用于涉外合同关系时只应作为对一般冲突规范的限制 ,而不是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