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秩序,还是老制度--《制度、战略约束和美国战后秩序的持续》评介

冷战结束后,围绕着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各国政治家、战略家和学者从其国家目标和利益出发,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少精辟的理论构想和战略规划.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JohnIkenberry)在这场讨论中独辟蹊径,透过自由制度主义的观察视角,全面诠释了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根源和特征.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两个战后安排,一是遏制秩序,二是西方自由民主秩序(美国霸权体系).遏制秩序随冷战的终结而坍塌,自由民主秩序却在冷战后时代依然存在,并且愈益广泛和巩固,成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中轴和核心.战后西方自由民主秩序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伊肯伯里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营建战后秩序时所刻意追求的霸权约束和制度构建.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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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克制: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美]巴里·波森著曲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本书对美国冷战后一直奉行的"自由霸权"大战略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揭示了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危害。作者认为美国的"自由霸权"大战略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耗资巨大,并进而提出了作为替代战略的理论框架——"克制"大战略,阐述了支撑该战略的军事战略和兵力结构。"克制"大战略体现了作者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思考,对于了解美国的战略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近半个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欧洲政治经济政策中处于话语霸权地位。崇尚市场竞争和限制国家干预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和政策纲领,但是,在这种一般主张和纲领之下,依据市场竞争的自由程度和国家对市场干预程度的不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又表现出某种阶段性特征。大体来讲,新自由主义在战后欧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秩序自由主义、激进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新自由主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实际上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兴起、发展和遭遇危机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显现逐步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即它是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政策工具和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使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遭遇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推翻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反而使新自由主义获得"右翼民粹主义"的表现形态。     

俄罗斯背景下的自由主义与民主的二律背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与民主并不是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希望的模式发展。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在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背景下表现出明显的二律背反。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希望已基本消失,但俄罗斯政治的发展并不是不民主的,而是呈现出一种“不自由的民主”的发展模式。     

霸权稳定模式与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秩序

美国以霸权稳定模式塑造东亚政治、安全秩序,主要依赖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总体实力、美军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以及美国对该地区重要事务的介入.东亚地区大国力量分布的相对均衡、美国在地理上所受到的限制、东亚地缘政治的特点以及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内在矛盾,使得霸权稳定模式在东亚地区受到比在其他地区更有力的挑战.     

超越世界秩序的冲突

国际体系是一种由"基本制度"和"次级制度"组成的双层结构。在这个模型中,上层以联合国、全球治理制度和国际法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软化了下层的国家主权;但在国家间关系层面,国家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权力政治仍在上演。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诞生于模型的下层,后借普遍主义之势扩展到全世界,如今却以上层的国际社会自居。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它在思想、规范、政治经济和权力等四个层面上都变得激进化,这使它与外部秩序的接触愈发艰难,甚至催生了欧盟的价值论政治。俄罗斯希望加入转型后的旧西方世界,但是遭到拒绝,最终陷入"安全困境"和战略死胡同。这种结果迫使它转向新修正主义立场,与中国等新兴力量联合,共同维护国际社会的规范原则,同时反对霸权行径,批评西方的双重标准。未来的世界秩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反霸权联盟也面临新的挑战。     

美国保守主义的演进、现状及困境

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政治思潮，也是一个“政治进程”。美国保守主义的变化受国际环境、经济结构、利益集团、族群人口等现实因素影响，尤其与美国激进自由主义的变动相对应，落实到共和党的政策执行中深刻影响了美国两党政治的分化组合。冷战期间由传统保守派、南方保守派和新保守派组成的联盟，以推翻新政联盟为其宗旨。冷战结束后，保守主义影响力在小布什执政时期达到巅峰后逐渐下行。特朗普上台后，其执政理念代表着民族与民粹保守主义对激进自由主义的再度反击，保守主义思潮也一度复兴。特朗普败选后，共和党内部派系林立亟待调整，保守主义的发展也陷入困境。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的结果恰恰表明特朗普效应的双重性和共和党极度保守的社会文化政策亟待调整的现实。此后，美国保守主义的走向和共和党内部未来的变化，关系到美国两党政治走向及内外政策。     

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沈志华教授访谈

战时后期和战后初期,美国内部的右倾变化主要是美国政治的自然走向,但苏联的一些做法加速了这个过程。苏联的外交言行不仅没有阻止美国国内对其不利的势头,反而刺激了美国右翼兴起。苏联拒绝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拒绝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给整个战后国际秩序造成缺憾。冷战起源不只是安全问题,虽然表面上看是安全问题,但恰恰是安全问题使得美苏走到了一起,并在一个体系内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经济问题其实是冷战起源最根本的问题,经济上不能走在一起,为冷战奠定了基础。1947年底,苏联先提出了两个阵营,这是政治上的主张;1952年又提出两个平行市场,这就是经济上的设计。苏联在政治和经济政策方面形成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而对立的基础是经济的切割。切割导致苏联后来错失战后发展机会。纵观苏联历史,苏联先后错失了三次改革的机会,为苏联解体埋下了根源。     

世界经济“半外围区”的“起飞”之路：以德国为例

世界经济的“中心一外围”结构，与世界政治的霸权秩序，是互相牵制、互为因果、融为一体的。而连结“中心一外围”结构与世界政治结构的“枢纽”，是“半外围区”里具有极其重要的安全战略价值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枢纽”之地往往成为霸权国的盟友，它们利用自身在霸权秩序中的特殊位置，获得独特而优越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比一般国家更容易实现经济“起飞”。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国际政治结构中先后出现三个霸权体系，其中第二个霸权体系中的德国，正是凭借世界经济结构与霸权政治结构的互动关系所提供的独特机遇与空间，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典型案例，能够清晰地表现出“中心～外围”结构与国际霸权体系之间互动博弈的演进模式。     

从全面去合法性到选择性嵌入:冷战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及其解释

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和崛起型国家,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突出反映在其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上。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文化主义均不能全面地解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文章运用话语分析和模糊集合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从全面去合法性向选择性嵌入的方向转变。对于这一历史性转变,文章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冷战结束初期,中国更多地依靠弱者的武器;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综合使用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这种大战略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在经济、政治与安全层面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是,21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在美国外交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故此,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影响与制约美国外交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局部调整:美国国内的自由派政治精英不断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进行反思;现实主义政治力量要求在对外战略中奉行战略审慎;以民粹主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希望对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做出颠覆性调整。受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同影响的美国对外大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在从自由霸权向非自由霸权做出局部调整,战略克制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突出特点。但从更长远的角度讲,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继续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西方近年来关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已"终结"的辩论,无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存在着相当的盲点和误区。将中俄两国定义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一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的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制约了美国力量的滥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或克服了美国国内制度的弊端(种族隔离等)。在冷战后期,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冷战以后,中俄对"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对接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以及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损害最大的,恰恰是处于巅峰状态、对外扩张无度的西方本身。对中俄来说,"自由国际秩序"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修复。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无人会从中获益。而这恰恰是我行我素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     

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区域制度霸权

美苏冷战期间,美国一度通过国际制度建设取得了三分之二世界的霸主地位。然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与国家实力的交化使美国无力继续追求全球性的制度霸权,而是转向区域制度霸权战略,通过以自由贸易区为主的地区合作制度追求其在各地区的主导地位与战略利益。其中,能否构造适宜的地区关系格局是大国主导自贸区与区域制度霸权战略能否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表现为三项任务:力量结构调整、单向支付与软实力建设。只有围绕本国优势兼顾这三项任务,大国才有可能在地区霸权的竞争中取得胜利。通过对NAFTA、FTAA与TPP三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美国追求地区霸权的战略尝试之所以成效各异,原因就在于其对三项任务的完成情况不同,进而影响到其地区影响力以及相较于对手的地区竞争力。     

戴高乐与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

戴高乐是当代法国人的精神化身。他一心追求战后法国的"大国梦",并认为阻碍其"大国梦"的主要因素可能来自德国和美国,为此,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制衡。戴高乐的这一认识与思考对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形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独特的,将法苏关系建立在"第三方"基础之上的"戴高乐外交"。但是,法国与美国的矛盾以及对德国的担忧,终归是同一阵营内部的矛盾,而法苏关系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外部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互利用性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的脆弱性和反复性。     

论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结构

本文试图对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结构作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解释,并将这一地区政治、安全领域尤其是安全领域出现的各种现象抽象地概括为三种基本模式,即多极模式、霸权稳定模式和多边安全合作模式.本文认为,以上三种要素构成了世纪之交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环境的单元性基本结构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对该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进行宏观性解释和分析的框架.     

试论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兼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干预的影响

本文从政治文化和国家安全两个视角分析了美国对海外干预态度的历史演变。作者认为,在对外干预问题上,美国经历了从19世纪的反对对外干预,20世纪前半期的有限干预到冷战时代全面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干预的演变。美国历史上的对外干预既出于权力与利益的需要,又根植于美国独特的以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之中。在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需要、输出民主的理想和可承受的低代价预期构成当前和今后决定美国对外干预行为的三大要素,拟议中的干预行动越能满足这三大要素,就越可能被付诸实施。     

九一一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与重返政治现实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使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迅速提升,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推行霸权政策,其决策的逻辑基础是:美国是冷战对抗的最后赢家,应以胜利者姿态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霸权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体现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逐渐成为影响布什政府对外决策的理论依据。阿富汗战争的胜利鼓舞了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为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奠定基础,但陷入伊拉克战争困境不仅暴露了美国决策机制的矛盾,影响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民主党主导国会后,有关伊拉克战争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对单边战略做适当调整,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中东问题、东北亚等问题上逐渐回归政治现实,而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则是美国重塑国际形象的举措之一。     

九一一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与重返政治现实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使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迅速提升,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推行霸权政策,其决策的逻辑基础是:美国是冷战对抗的最后赢家,应以胜利者姿态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霸权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体现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逐渐成为影响布什政府对外决策的理论依据.阿富汗战争的胜利鼓舞了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为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奠定基础,但陷入伊拉克战争困境不仅暴露了美国决策机制的矛盾,影响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民主党主导国会后,有关伊拉克战争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对单边战略做适当调整,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中东问题、东北亚等问题上逐渐回归政治现实,而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则是美国重塑国际形象的举措之一.     

国家认同:德国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比较

联合国外交是战后日本和德国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后两国均先后提出谋求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本文从国家认同、联盟关系、军事结构等角度对日本和德国的联合国外交进行了分析 ,探讨了其特点、相似之处及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