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论国民性问题的原由与进路

国民性问题对于文化建设来说是一个致关重要的问题;了解国民的本质性,是塑造国民精神的前提,或者说,就是在塑造国民精神。康有为对国民性的关注贯穿其一生的理论建设活动,其对国民性问题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逐步发展的过程。康有为提出造成国民性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道教迷信支配民间的精神生活;2、儒学既没有支配统治者的统治意识,又没有支配民间百姓的思想意识。他提出的解决国民性问题的办法是立孔教为国教。     

试析后苏哈托时代印尼政府的孔教政策

在苏哈托时代,随着一系列以"全面同化华人"的名义而出台的近乎灭绝华人民族文化政策的实施,孔教丧失了在印尼建国初期所具备的六大合法宗教的地位。1998年"五月暴乱"后,苏哈托下台,历届印尼政府出于安抚华人社会、重塑印尼国际形象的需要,开始重新对待孔教。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等都表示承认孔教的合法地位。而到了2006年,孔教终于被"扶正"。苏西洛总统正式宣布政府承认孔教,宗教部、内政部和国民教育部也相继承认孔教徒的合法权利,如婚姻登记、课堂教学等。可以说,在"后苏哈托时代",孔教成为了政府稳定华人社会、向华人社会释放善意的工具和媒介。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由观

自由观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高扬,作为这场运动统帅的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自由的理解包含了"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与"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两个方面,既宣传了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概念,又批判了传统孔教儒学的专制压迫,还开始动员国民直接参与政治行动,其自由观呈现出西方两种自由传统杂糅的状态,内容复杂兼具局限性,烙着时代的印记。     

康有为晚年在茅山

关于康有为的生平事迹,虽然诸多历史学家已写下了许多专著,但对于他在1916年秋至1927年春这段时间里,曾一度超脱世外,遁身茅山的往事,却至今鲜为人知。康有为一生中,曾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为什么到了晚年,却偏偏会与茅山结下不解之缘呢?应该承认,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具有鲜明的爱国性质和进步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晚年政治上趋于保守。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从海外归来,心情抑郁,但仍未能忘情政治。他一面组织"孔教会",发起"定孔教会为国教"的活动,一面又千方百计地与盘踞在江苏的张勋等人保持密切联系。1916年夏,有位茅山道士到上海找到康有为,邀请他到素有"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的茅山一游。康有为对于那位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宗教生活质量：社会需求与政策回应

重视和改善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质量,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实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现实社会需求。党和政府切实坚持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加强信教群众工作与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实际上是对和谐社会视域下宗教生活质量的政策回应。     

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理论误区

康有为、谭嗣同都对大同津津乐道,共同建构了大同思想的近代形态。作为近代大同形态的第一阶段,两人的大同思想具有共同的理论误区。这主要表现在削异求同、诉诸宗教、将大同的实现推向无限遥远的未来和消解救亡主题四个方面。只有在肯定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有别于古代的近代形态和积极意义的同时,深入探究其阶段特征及历史局限,才能准确界定康有为、谭嗣同大同思想的历史位置,从而全面把握两人的大同思想与孙中山等人的异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重大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揭示的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它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关于宗教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问题的理论;二是关于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建设和谐宗教关系的理论;三是关于宗教与无产阶级政党、宗教信仰与共产主义信仰之间关系,以及加强党对宗教工作领导的理论,这是一个全新的宗教理论体系。     

道教与中国民间故事传说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创立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它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开创时期,到隋唐宋元得到巨大发展。特别是在唐宋时代,一度几乎成了国教。直到明中叶之后,才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而逐渐走向衰落。道教“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与儒学和外来的各种宗教尤其是佛教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所以,它和世界三大宗教一样,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农民运动等,都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论康有为的功与过

康有为及其领导的戊戌变法在我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康有为早年为改良变法奔走操劳,推动了社会与历史的进步,然而他晚年建立＂保皇派＂,支持袁世凯复辟又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康有为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评价一个人物的功过必须建立在相应的前提上。     

儒学终极关切的理性阐释——崔大华论儒学与宗教

崔大华运用结构的和历史的方法探讨了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原因,即儒学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他承续程朱理学,进而延续了新儒家的宗教思想,认为儒家对人类终极关切给予了一种理性的回答,儒家思想坦然面对人的死亡和恐惧、苦难,有着超越人之有限个体生命的永恒的追求,它指向了人伦道德的完成。他明确区分儒学与宗教,又正视儒学的宗教性功能和儒学对宗教的宽容性,以期儒学与西方文化进行合理的沟通和对话,提升儒家学说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