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海峡两岸儒学学术论坛在青岛开幕

10月18日，2013和文化国际学术论坛暨第二届海峡两岸儒学学术论坛在青岛开幕，两岸学者围绕儒家思想与“中国梦”的关系等主题展开探讨。台湾孔子研究院院长张吐良以“论儒家思想与中国梦”为主题进行了主旨发言，他梳理了先秦以来儒学兴衰与政治的关系，对中国梦到底是什么做了不同解析，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梦符合儒家以人为本，     

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

人们对儒家思想的评论,并不仅仅限于对儒家自身的理解,还在于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西方价值。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与对话仍然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事实上,儒家学者很早就做过沟通儒家与社会主义的努力。更可行的一个切入路径可能在儒家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和合关系的建构。     

儒学第三期应是基于本土、面向世界的 当代中国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学

<正>近代以来,长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陷入了困境。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强势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不断全面而深入地进入中国,而其中西方思潮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也一步步加深,并大肆摧残固有的文化资源,这是儒学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儒学并没有就此沉沦为游魂,或甘于被弃置入博物馆中。一代代有智慧,有担当的儒家学者对儒学进行了理论创新,使得儒学得以"一阳来复","灵根再植"。事实上,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历劫不死,     

"会通儒学"活动对宗教与社会主义中国相适应的启迪

"会通儒学"是外来宗教不断靠拢、比附、融会、贯通、接受、吸收儒家思想乃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和倾向,是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共同选择,是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核心表现形式.它使外来宗教和中国社会双方受益.认真研究"会通儒学"现象,对新时期创造有利于宗教尤其是外来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环境,从而进行更有效的引导,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牟宗三儒学宗教论的立场和观点

牟宗三对宗教的基本立场:一是不希望中国耶稣化,认为基督教不能作为中国文化生命之动力;二是他对佛家与道家的立场是不辟佛老;三是主张儒佛耶相摩荡。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道德的责任,却不注重人对神的崇拜;从理与事两面来看,要辩证看待儒学是否是宗教的问题。     

儒学复兴中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考察

知识分子在现代儒学发展中需要承担什么文化使命，这一问题在百年来的儒学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知识分子是儒家思想的载体，《论语》规定了儒家知识分子在传播和发展儒学的过程中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在儒学的复兴中，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重塑知识分子的形象。     

汉法律的儒学转向

"儒法合流"是贯穿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模式,尽管汉法律迟至唐代才最终完成儒学的进程,但在汉代已有儒学的倾向,诸如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儒家的价值观念、以儒家经典著作的精神解释法律条文和指导司法实践、儒生注释解说法律条文等。法律是法家理性行政的支柱力量,最初曾为儒家激烈反对,而从汉代开始的法律儒学进程,一方面表明儒家向政治行政领域的积极扩张,另一方面则表明汉行政系统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吸收和消化。     

前儒学与后儒学的差别

许多人历来认为:由孔子、孟子、荀子等人创立的儒家学派,两千多年以来是以一贯之的,只不过历代的大儒们对它有过不同程度的继承与发展,其基本内容与性质并没有改变.于是尊孔时就争相把桂冠戴在孔子的头上,反孔时就纷纷把脏水泼在孔子的身上.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领域,大圣人是他,大罪人也是他.形成这种奇怪状况、产生诸多悖论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在于没有划清前儒学与后儒学的界限.     

论柳宗元复兴儒学之贡献

柳宗元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并在“文以明道”中弘扬了儒家的中道思想和民本思想。他好佛而不溺信佛,以一个思想家的理性和卓识,显示了对多种社会文化思想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他以“势”论政体更替的历史观,以“元气”论自然的天道观,以及“统合儒释”的文化理想等等,都是他对儒家思想述而有作之处。柳宗元是复兴儒家思想的开拓者和革新者。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在后人述而有作的创造中,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中国儒学及其现代价值

一、儒学的创立与发展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由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时私人办学的风气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精通诗、韦、礼、乐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师儒”的生涯，这便是最早的儒者，孔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他首先把“仁义”作为儒学的最基本思想，开始了对人的最早反思，并广收门徒，在儒学上取得成就的弟子就有72人，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派，后世称之为“儒家”。儒家与当时的墨家、法家、道家等众多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一起被称为“诸子百家”。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孔子的弟子…     

儒学的引导性与实践性探讨

儒学的精神实质可以用"内圣外王"一语来概括。儒家认为内圣为基础,外王为目的,内圣与外王不能割裂开来。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但涵盖了内圣与外王两面,而且在深层次上阐明了道德与政治内在的统一关系。由此出发,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强调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体现了儒学所具有的引导性和实践性的精神特质。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为纪念梁漱溟诞辰110周年而作

有些学者认为,梁漱溟并非现代新儒家。然而,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梁漱溟完全具备了现代新儒家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具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和道德忧患意识;以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之正统和代表;援西学入儒,等。可以肯定,他就是现代新儒家。此外,在诸多方面他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的思想特色,与其他现代新儒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发端,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开始于戊戌维新时期。而从现代新儒学的性质、内容、形式等方面考察来看,其发端应为五四时期。综合而论,梁漱溟还是现代新儒学的当然开启者。     

从儒学伦理到儒学哲学──孔子儒学与朱熹儒学的比较

从儒学伦理到儒学哲学－－孔子儒学与朱熹儒学的比较刘彦生梁晋华一先秦时代，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上承周文教化，全面地把礼乐规范为个人自觉的道德伦理，创立了儒学。此后，儒家学说几经兴衰，终于在宋代，由朱熹创立了源于儒家伦理而又高于儒家伦理的理学。朱熹的...     

文化批评视角下的儒学发展历程及出路

儒家思想,简称儒学,自先秦时期创立以来,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历经王朝更迭和文化浩劫而不断发展,繁荣—衰落—复兴,至今不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它具有宗教的一些属性,但并非宗教,其在当下的复兴出路便是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中,与时俱进。     

政治儒学与民主

陈弘毅、侯学宾、李道晴在《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2期撰文认为，现代中国思想史在总体上充斥着对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尤其是儒学——的拒绝和批判。二十一世纪初，儒学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似乎开始改变。当今中国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蒋庆反对将西方式的民主引入中国。另外一位在当代中国富有影响力的学者康晓光也如此认为，他倡议用儒家的仁政来代替民主。另一方面，二十世纪著名的新儒家学者们却完全接受在西方演化而来的民主宪政。     

论儒学的宗教精神

论儒学的宗教精神张允熠作为一种特定人类共同体悠久而普遍的文化现象，宗教应包括构成特定民族文化类型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群体深层心理结构和信仰、价值体系，以此而观，儒学与宗教无疑具有同样的功用。在历史上，儒学之于中华民族，犹如基督教之于西方民族、犹太教...     

近百年来海内外儒学研究述评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考察近百年来儒学在海内外发展的命运可以发现,儒学研究者对其态度大致经历了从全面批判到积极肯定再到创造性转化三个阶段。儒家思想在海内外的发展历程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不但可以与现代文明相适应,而且能够对治由西方文化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魅力。     

“国际儒学论坛·2010: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10: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巴西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专家学者围绕"儒家思想与社会治理"的主题,从儒家的社会政治理论、政治智慧、中西政治哲学比较、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等几个不同维度,深入探讨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对当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启迪与借鉴价值。     

学术与政治之间：台湾儒学的现代发展反思

儒学在台湾,长期以来一直走着一条十分独特的发展之路,尤其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儒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哲学思想而为当局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传统文化的基础,还是作为为了实现现代发展而走融会中西思想之道路的新儒家思想,都越来越深入地融进台湾的现实社会发展进程。在这样一种进程中,儒学思想一方面对台湾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发生着深刻的实实在在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儒学自身的思想体系与基本范畴也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因此,对台湾的儒学研究只能将之放在客观真实的台湾政治社会及思想文化发展的具体环境进行思考与分析。同时,也由于台湾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而提供了一个儒学区域发展的典型案例。     

论儒家的忠恕之道——兼对普遍伦理的历史反思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 ,被概括为忠恕之道。儒学经典著述也极力倡导忠怒之道。伴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的发展 ,各个历史时期的儒学代表人物都对忠恕之道的内在合理性根据和外在价值评价标准进行了理论探讨和论证。在倡行普遍伦理的当今世界 ,儒家忠恕之道及其理论论述 ,既作为一种道德认识和伦理反思 ,又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将为我们关于普遍伦理的思考提供具有认识价值和启迪意义的思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