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溪流:议程设立的多源流分析——约翰·W.金登的政策理论述评

政策议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看守人”的作用。金登采取“垃圾桶模式”对政策议程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在政策议程设立过程中,当政策之窗开启时,彼此独立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汇合,在政策企业家的努力之下,一些政策问题被排上了政策议程。在此过程中,模糊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对政策之窗的开启极具影响;而“软化”过程也是政策建议受到重视以前所必须的。     

《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多源流理论分析模型是用来解释公共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一种理论,是对政策议程确立过程较为全面的描述。其包括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以这三种信息流为基础展现了政策过程的全景式图。现阶段由于劳务派遣不规范引起的各种现实问题,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劳务派遣用工问题开启了“政策之窗”,使其提上政策议程。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校车安全问题何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是理解《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得以快速发布的关键。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对校车安全的源流发展、焦点事件和政策行动者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研究表明:校车安全政策议程是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之时推动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汇合的结果。相比垃圾桶模型、触发机制模型和议程设置理论,多源流模型在本案例中更具解释力。同时,多源流模型面临中国情境,源流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非完全独立。拥有双重身份的政策企业家具有从政府机构中打开"政治窗口"的可能性,这为多源流模型的本土化应用与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最后,指出阻碍校车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不通畅、政府部门对焦点事件处理能力和水平不高、管理权限划分模糊。为此,应创建有效的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积极关注媒体舆情,扩大问题来源、科学合理划分管理权限。这些问题及对策对于其他政策领域也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启迪所在。     

网络舆论触发政策议程机制探讨——在对三起网络公共事件的比较中质疑多源流模型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参与正表现出对"中心—边缘"表达结构的突破,使得边缘性意见更多地呈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政策过程。在分析网络公共事件的公众意见表达及其运作机理时,我们对"三亚宰客门"、"青岛天价虾"以及"哈尔滨天价鱼"三起网络事件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传统多源流模型解释的辉格倾向。互联网为表达结构的去中心化提供了技术条件,改变了政策生成的流程,使得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汇合到一起而不再表现为单独推进的状况。在传统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因为控制性过滤机制的存在,政策议程能否开启以及开启怎样的政策议程,往往取决于控制主体在能力所及和职能所限的范围内对问题进行的有效收敛情况。与之不同,网络公众表达的去中心化则使得公众意见更为方便地汇聚到决策者那里,从而开启政策之窗。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缘何完善——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议程设置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工作事关人民安全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等三个方面对2022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犯罪治理遗留的“历史存量”和犯罪治理场域中的外溢风险构成了问题源流;专家学者对“拐卖妇女儿童”议题的探讨、两会代表建言献策以及舆论媒体的报道使得政策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政策原汤”,三者构成了政策源流;“团圆文化”影响下的民众情感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安全”理念与宗旨构成了政治源流。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政策议程设置的“政策之窗”随之开启。在此期间,政策活动家促成了三流汇聚,使得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得以最终设置。     

公众网络参与下公共政策制定的机制研究——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出台为例

互联网的普及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新的便捷通道,也影响着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机制。立足于中国公众通过网络参政的现状,借助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对从"免费午餐"的倡导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启动这一过程进行详细分析,在印证多源流理论在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具有可适用性的同时,提出了网络式社会自组织方案开创了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火车票实名制政策的多源流分析

针对铁路部门在各节假日尤其是春运期间经常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我国在近两年来正式提出实行"火车票实名制"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运用约翰.金登的"多源流"模型,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个方面分析这一政策由问题上升为政策议程的过程。并更深一步探讨了政策之窗的开启途径。通过这一模型说明了实名制政策的合理性,同时揭示了政治流在政策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压力—回应”模式的实证分析

社会群体将某一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以多种方式对政府形成压力,从而影响决策过程,将公共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这一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即为"压力—回应"模式。"压力—回应"在世界各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广泛存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过程中也日益常见。以项目性政策议程、行业性政策议程、全国性修法议程等三个层面的案例对"压力—回应"模式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压力—回应"贯穿于中国政策过程,从地方政府的化工项目到关乎全体民众的法律修订,压力来源、表达方式、压力强度的差异都会改变政策回应的结果。     

多源流框架:探究模糊性对政策过程的影响

多源流框架是由政治学家金登首次提出,他在借鉴决策理论研究者科恩、马奇和奥尔森提出的组织选择的垃圾桶决策模型基础上,开发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来理解政策过程,探究议程设定、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之间关系。他认为,一旦政策之窗开启,政策企业家促进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实现三流合一,新的公共政策就会被选择,或者新的公共政策取代旧的公共政策,政策变迁得以实现。多源流框架在提出之后,被不同政策领域、层次和地域广泛使用。多源流框架在未来是否能够具有持续性的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该理论通过进行适应性调整,主动与一些成熟的理论进行对话,尽早发展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命题,为共同研究和知识积累创造条件。     

公共政策过程视角下的政策公信力危机分析

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对政治系统合法性具有重要影响.公共政策在制定、执行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公信力危机问题.公信力危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表现为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政策议程确立缺乏合理性、政策决策缺乏民主性、政策制定缺乏可行性、政策责任制供给不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为政策执行缺乏稳定性、连续性、统一性、灵活性,政策执行的监控乏力.     

选举机制创新的诉求:广水性别两票制的多源流理论分析

随着民主行政的善治观念转变和社会自治的改变,基层社会管理出现了制度创新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广水出现了性别两票制新选举制度,而运用多源流理论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角度解释性别两票制政策议程设置的途径,可从中挖掘出我国一般政策议程设置的独特之处。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议程分析

公共政策议程研究是西方政策研究领域中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政治体系中的政策实践总结归纳出了政策议程的很多准入条件和模型。而中国学者在议程问题的研究上还处于萌芽阶段,基于本国实践的同类研究不仅数量稀少,而且解释的力度和系统性都欠缺。约翰·金顿（John·Kingdon）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为基础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议程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多源流框架”对中国政策过程的解释力——以江浙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过程为例

"多源流框架"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工具,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解释力如何?通过跨行政区水污染矛盾比较突出、水污染防治合作具代表性的江浙边界为例,选取1993-2005年间较为典型的13次水污染事件,采用"多源流框架"为理论工具对事件的规律性进行归类梳理,分析江浙两省在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中的政策过程.主要观点是:"多源流框架"在解释江浙边界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演变过程中具有一定适用性:"政策之窗"的打开,是问题、政策、政治三源流共同出现的结果;"政策之窗"未形成,是由于三源流中某一条或两条源流的缺失.同时,该理论在解释我国政策演变过程中,其解释力具有一定局限性:三源流并非彼此独立,各源流的出现存在一定先后顺序.因此,在使用"多源流框架"分析我国政策过程时,必须与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特点相结合,才能更科学地分析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政策问题.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和限度

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发展迅速,它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地方政府治理:激发地方政府的问题意识,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议程设置;促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增强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干部行为。但是,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双重压力、官员的自利性与有限理性,也削弱网络政治参与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程度。     

群众意见如何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指的是社会问题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并且正式确立政策议程的过程。依据政策议程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形式，可以大致划分为系统议程形式与政府议程形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不同通过这两种形式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决定程序的。如果按照政策诉求主体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存在的政策议程确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和内在创始型。其中，外在创始型是政策诉求由政府系统以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提出，     

我国公立高校改革的“政策之窗”探析

约翰·金登的多源流模型指出,某类“政策之窗”的开启将为特定政策议程和政策方案的确立提供一个机会.因此,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高校改革方略,本文分析和考察了我国公立高校改革的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并进一步探讨了既有助于解决相关问题又与政治需求相符的政策建议.即加快大学投融资机制改革,以推进多元主体办大学;通过理顺新形势下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大学与其他投资主体的关系、大学与老师的关系、大学与学生的关系以及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对各类教育教学资源进行有效分类和整合,从而通过资源整合基础上的利益分流和增进开启我国公立高校改革的政策之窗.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策议程设置的嬗变:政治逻辑及其阐释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政策议程设置最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中权力的真实运作,从政策议程设置视角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和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逐步构建了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议程设置架构和机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在合法性上回应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原则,并在国家治理能力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理解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逻辑,探索和构建中国治理话语体系,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尚待推进的知识议题。     

“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演变——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的政策分析

实行了几十年坚决不动摇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在短短的两年内经历了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巨大转变?是什么原因推动了这项政策的最终出台?这项政策背后的议程是如何构建的?运用多源流分析框架,对"全面二孩"政策进行梳理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政策出台的背后过程。     

公共服务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体间互动机制——以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如何使公共需求进入公共政策议程,中央政府部门如何调动地方积极性并促进地方的政策试验,如何在掌握公共资源的各职能部门间取得共识,这是公共服务政策制定的三个关键问题。本文采用单案例追踪法,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管窥同类政策制定过程。不同类型的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制定过程;政策制定不同阶段中,涉及的政策主体不同;政策主体间选择不同的互动机制会影响政策制定的效果。而建立起党政之间、条块之间、条条之间有效的联系机制是当前中国公共服务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