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属性对公民意识的影响分析——以浙江金华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是他们在务工经历中逐渐形成的对个人主体性和社会身份的认知,是以特定价值观为指导的对他人、社会与国家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关系的体认。通过对浙江省金华市6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随机抽样调查,分析调查数据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分类、年收入等社会属性与其公民意识的各维度相关性较强,不同社会属性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及其各维度均有显著性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总体处于中下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巨大的困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包括：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落实公民平等权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新观念,消除认识障碍;促进就业,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权;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及对策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政治参与则是其顺利融入城市的重要保障。目前,这一特定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呈现出:政治参与知识水平普遍较低、政治参与态度基本处于冷漠、政治参与能力感比较弱和政治参与意愿比较强的现状。究其原因是长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熏陶等诸多因素所致。当前,要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关键要从他们自身意识的改变出发,最根本的就是要培育他们的公民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引导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优秀分子,对新生代农民工有积极引导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城市融入度较高、民主平等和开放意识更强、政治参与积极性和自觉性较高,能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党组织产生密切联系,这些都说明,在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党员有着广阔的发挥正能量空间。     

媒介赋权下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人口基数较大,其既是我国工业生产的主力军,亦是社会发展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媒介化社会下,明晰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与网络媒介的使用之间的关系及现实情境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1402份问卷数据的收集整理,探讨媒介赋权下不同代际、不同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与媒介使用的关系,并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阐释.研究发现:网络工具赋权和网络教育赋权对于不同年代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网络情感赋权对于不同地域不同代际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感知存在明显差别;网络信息赋权并不能够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媒介信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再思考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农民工犯罪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民工犯罪人员流动性强,侵财型案件所占比重大,共同犯罪明显,暴力化倾向严重,犯罪手段日趋复杂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而另一方面社会歧视性政策使得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对立情绪和反抗意识;加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入不敷出,被剥夺感强烈,从而容易引发一些过激行为和犯罪行为。因此,改革不合理的歧视农民工的现行政策,加强法律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根本性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以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的调查表明：企业或工作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不重视;收入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城市融入问题不能解决是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心理压力的根源：社会救助途径的单一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迅速有效解决的瓶颈;对人生缺乏长远的规划是心理健康状态骤变的直接原因;网络的发展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新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等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发力才能有效应对。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及其职业能力提升

较之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在社会认知、思想观念、消费观念和生活理念方面与城市同龄人没有多少区别,维权意识和社会主人公意识也更强。这些思想观念的变化,加之传统制度壁垒的限制,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之路异常尴尬,既融不了城市,也回不去农村。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有两条:一是通过职业能力提升进一步市民化最终融入城市,二是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扶持和自身努力,开辟一条回乡而不务农的创业之路。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时空特征及未来发展解读

时间维度上,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性群体;空间维度上,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边缘性群体;在未来发展走向上,新生代农民工是新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以中国社会转型、城镇化的时空背景为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特征进行重新定义。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一个概念的社会学审视

本研究旨在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现实基础、择业机制与择业效果进行理论思考,以澄清目前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行为的"误解"。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现实基础来看,在城市空间中存在就业机会的"客观事实"与新生代农民工对识别与利用就业机会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与"动机激发",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前提条件;从其择业机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供给与供求匹配"三位一体"的择业机制下进行职业选择的;从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后果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适应性水平是衡量其择业质量的重要指标。     

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及预防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虽然不是新生现象,但近几年上升的明显程度令人担忧。为此,应从三个方面预防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一是完善教育管理机制,注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二是完善权益保护机制,努力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三是完善犯罪预警机制,构筑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防线。     

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特征、成因及对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为城市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思想问题,集中体现为新生代农民工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这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要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矛盾,必须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全面、综合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集体罢工:原因检视与政策取向———基于广东个案的利益诉求类型

当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及新生代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新生代农民工集体罢工频繁发生,＂新生代农民工集体罢工＂已经成为政府有效进行社会治理的一大障碍。笔者基于对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集体罢工个案进行研究,梳理了其利益诉求类型,检视其深层原因,最后,基于问题分析提出缓解新生代农民工集体罢工行动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是衡量其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标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保障水平都对其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实证调查显示,无论消费水平还是消费方式,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都有很大的差异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对其消费水平正相关,教育水平、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具有抑制作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强化降低欠薪风险的机制,以及全面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均等化制度建设,对于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和提升其市民化程度有重要推动作用.     

“半主动性适应”与“建构型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型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老一代农民工更多是被动性适应;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半主动性适应;少数具有精英特质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建构型适应,这是一种全新的、带有趋势性的社会适应,代表了整体中最积极、最活跃、最健康的生活方式。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模型,对于理解这一群体的发展变化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十分重要。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诸多新特征和新问题,集中反映为一个核心问题,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面对新问题,应对的新对策有:在发展中解决;采取县城及乡镇、大中城市分流的办法解决;分阶段逐步解决;加大培训力度,提升新生代农民主工素质;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基金会",帮助他们成为建设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带头人等。     

高职院校与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资源融合的对策研究——基于杭州白杨街道闻潮社区的调研

社区教育和高校培训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两大途径。当前高职院校在参与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很多的问题。调研以杭州白杨街道闻潮社区为个案,通过调查问卷、电话、访谈等多种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和高职院校工作人员进行相关问题的调研,力求发现高职院校与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资源融合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而探索高职院校与社区教育资源整合之道,以推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选举权保障与户籍制度改革

当下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人户分离,进驻城市务工,已成为城市的中间层。但是,对市场经济的过分追捧、政治文化发展的滞后以及传统户籍制度的阻隔和法律法规的缺陷使新生代农民工的选举权克减问题日益严重。为此,必须统筹城乡,改革户籍制度;与时俱进,改革法律制度,依法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选举权;人大代表应职业化、专业化,改革＂代表为官＂的体制;新生代农民工应社团化,使其成为一个单独的选区,独立参加选举活动;在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经济状况,从而以改革户籍制度为突破口,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选举权益。     

劳动权益受损与行动选择研究:两代农民工的比较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抗争行动参与比例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利益抗争行动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权益受损及认知、人生及健康侵害经历和认知、结社力量;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利益抗争行动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工会与居住状况.客观权益受损及其认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利益抗争行动的影响说明工人的意识、觉醒及阶级经历对于行动的重要...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障碍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力,但由于国家制度、经济、社会关系等客观因素以及自身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取向等主观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受到阻碍,很难融入主流社会。为了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必须强化政府的主体作用,加速城乡一体化制度创新;落实企业社会责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发展平台;加强学习培训,引导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多管齐下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形成合力,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