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政府规制的定位与控制——经济学和法学的二维分析

经济全球化导致微观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公共产品缺失”和“公平缺失现象”的国际化,使政府规制的定位、方案的选择和实施路径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同时对政府规制失灵的补救和政府规制权力的有效控制方式也具有了新特点。作者以法学理念作为价值尺度,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作为论证工具,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转型政府的政府规制模式定位和控制的理论模型。     

规制理论以及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探讨

通过对规制的基本理论的阐述,基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政府规制的原因。针对我国政府规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对规制机构进行"机构再造",提高规制效率;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并重;注重对规制实施效果的反馈;整合社会资源,形成辐射各个环节的大规制体系等方面提出深化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对策思考。     

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研究

中国的政府规制改革与建基于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西方规制不同,是伴随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逐渐建立并发展完善的。本文通过对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基本路径以及效果分析,总结分析出我国下一步规制改革的趋势依然是放松计划规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规制制度。     

对我国互联网信息政府规制的政策分析

分析我国政府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是适宜的。根据规制内容及规制强度,对于互联网信息的政府管制政策,一是存在规制的路径依赖;二是有着明显的特点;三是存在缺陷;四是存在规制的难点。     

食品安全政府微观规制机构的重建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政府微观规制中以分段管理为主的规制机构设置不能满足现实多样性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分散了有限的行政资源，引发了多头管理、职责交叉以及监管缺失等问题。食品安全规制机构的重建，要在大部门制改革部署的指导下，逐步建立独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政府微观规制机构，并通过“政府机构再造”，促进食品安全政府微观规制机构的不断完善。     

我国食品安全政府规制力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府规制力的欠缺,是一个主要原因。本文从政府这一治理主体入手,从法规设置和监管机构两方面,考察食品安全问题中政府规制力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提高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规制力,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农产品短期价格异动的政府规制研究

竞争性农产品在短期内发生价格异动会引起政府的关注并受到规制,但政府如何规制以及整个规制的作用机理如何却一直未被研究。文章经由对多数据来源的三角测量法的运用和对访谈、文字信息进行的内容编码,分别归纳竞争性农产品的短期价格异动原因、规制动因、规制措施以及价格异动原因和规制动因,规制动因和规制措施间的两两关系。文章的主要发现是,受供求因素、小额农产品禀赋和经济利益的带动,竞争性农产品的价格在短期内发生异动。政府主要是出于维护国民福利的规制动因考虑,采取干预措施,而政府在干预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的方式。最后,文章得出了农产品短期内价格异动引发政府规制的机理模型。     

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效果研究进展与前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效果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基于地域差异、时间维度、市场特征、规制模式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学者们对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效果进行了多层面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是从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改革需求的实践看,现有研究存在不足之处。为了回应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需要,未来研究应注重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并举、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同行、系统研究与案例研究并重,在整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效果评价的指标体系。     

论“适度型”文化产业政府规制模式的构建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失灵的存在,决定了必须合理确定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的作用边界,遵循适度性规制原则。构建"适度型"文化产业政府规制模式,不能仅从规制内容本身着手,而要将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对待,主要从完善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的法律体系、健全文化产业政府规制的行为主体、重构文化产业经济性规制、改善文化产业社会性规制、推广运用激励性规制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创新。     

政府规制与行业自律的辩证关系研究

政府规制与行业自律是规制体系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政府规制与行业自律有着某些相同的地方,但是它们的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政府规制与行业自律的融合主要体现在:政府规制和行业自律在规制规则制定和人员安排上密不可分;市场机制———行业自律———政府规制体系的建立是市场经济成熟的一个重要体现;政府规制与行业自律相互补充、相互制约。     

强化政府法制监督的必要性和对策研究

政府法制监督是我国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政府法制监督是实现依法治国和顺应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必然要求,是防止行政权被滥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推动政府法制监督应加强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把依法行政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     

沟通：政府管理网络舆论危机的有效途径

社会转型期，沟通在政府管理网络舆论危机中能有效促进危机预警，保障危机信息的提供，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有利于重塑政府形象。实践中，由于传统的单方管理理念导致了政府沟通意识欠缺，同时，沟通的常设机构不到位妨碍了危机处置权威的形成。因此，要实现政府在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有效沟通，必须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网络舆论危机的沟通技能，注重培植网络舆论危机沟通的中介力量，不断创造网络舆论危机沟通的良好环境。     

强化食品安全中政府的监管责任

政府承担食品安全监管责任是维护公民生命健康权、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需要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近几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屡屡被媒体曝光,反映出食品安全中政府监管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为规范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责任缺失,实施监管执法的责任缺失,推进信息公开的责任缺失,进行诚信宣传教育的责任缺失。因此,强化我国食品安全中政府监管责任,必须健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强化食品安全执法责任,构建透明公开的食品安全信息体系,不断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规律性探索

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强调了遵循规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问题。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同样必须深刻把握其规律性。这种深刻把握,就是要把握党的建设一般规律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体现,就是要把握矛盾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规律,这是对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种更高要求。把握反腐倡廉建设规律,就要强化遵循规律的意识,提高把握规律的能力,健全遵循规律的制度,探索运用规律的方法。     

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一般规律初探

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一般规律,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杠杆具有基础性调节 作用;思想政治素质具有根本性把关作用;监督制约机制具有关键性保证作用。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我国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塑

政府与公民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政府与公民关系存在诸多问题。新公共管理要求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平等关系、相互信任关系和良好合作关系。重塑我国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必须打击腐败与侵权行为,改善政府工作作风,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公民参与制度。     

论企业化政府理论形成的背景、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应对财政赤字、绩效赤字和政府的信任赤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这股改革的浪潮催生了企业化政府理论。企业化政府理论的诞生进一步推进了西方政府行政改革,并且很快风靡全球,为转型中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所借鉴。     

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构想

目前我国政府采购中存在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省以下政府采购组织机构不健全、政府采购法适用范围狭窄、监督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通过扩大《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增强对政府采购方式的规范、健全政府采购监督制度、健全省级以下政府采购组织机构、建立信息互通的运作模式来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政府绩效管理：当前的实践与未来发展路径

政府管理改革的绩效化取向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治理的一个必然趋势,中国的实践在地方层面取得较多的突破和经验：绩效评估开始转向绩效管理,向统一规范的方向发展、强调公共服务和责任履行等等。但由于重评估轻管理、法制技术文化组织上的不足、相关体制改革的制约等问题,阻碍了政府绩效管理的推进与改善。鉴于此,应通过更多的实践,从地方入手提供法制保障、同步推进行政和财税体制改革等措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绩效管理。     

政府在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的责任担当

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承担着创造、维护、监控等重要责任。建设新型政府,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导作用,推进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通过转变管理理念、管理范围和管理方式,加快建设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新型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