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变革指向

本文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视角探讨了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变革议题。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要实现治理体系在后工业社会的结构性转变,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旧结构的突破,因此,我们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提出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要求。在谋求这一变革的道路上,我们需要重新关注和评估边缘的价值,以此来弥补边缘在工业社会被结构及其中心的长期压制,并为我们寻求变革之道提供新的思路。在概念上,"社会治理"应当重回"社会",即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一样都来源和服务于社会,应当融于社会之中,而非凌驾于社会之上或脱离于社会之外。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治理形态,20世纪后期的网络给我们提供了部分想象:在某时某地,也许仍然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划分,但就整个体系而言,中心与边缘都处在随时的流变之中,整个体系将呈现出一种"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情境。     

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生成逻辑与基本形态

社会治理的本质问题是由谁治理、如何治理,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反映。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当前对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强调,更多地是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和冲突频发而引致的一种"倒逼性"应对,其背后体现的是重视社会稳定的执政逻辑,因此形成了"协同党政社民"社会治理的理想形态与"大维稳+小自主"的现实形态。而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复杂结构调整和社会风险的不确定因素时,这两种形态都难以积极回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社会治理正呈现出国家权力有选择性地与社会进行合作治理的趋势,但这种合作治理仍然是受国家权力主导和控制的。     

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治理结构中的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

治理与全球治理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产物,更是国家变革,主动调整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结果。在当前,全球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更受欢迎的理论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不仅指称国家公共管理在全球领域的延伸,而且包容了从地方、国家到区域和全球的多层次多中心的复合治理网络,其内涵在于主张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合作、谈判与协调,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在全球化形势下的重构。虽然全球治理必然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并不等于将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置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可以说,国家既然是全球治理的推进者,它同样能够在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中保留应有的权力,尤其是发挥"元治理"的作用,从而使全球治理的"政府治理"与"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双重特性得以真正体现。     

在全球合作体系建构中消解中心—边缘结构——服务型政府建构的全球化视野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和世界化的进程中,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日益凸显,并形成了两个存在"位差"的国家集团,它们分别是中心地带的国家和边缘地带的国家。建基于这种"位差"之上的世界结构则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这种结构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人类社会几乎一切形式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上,甚至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都表现为这种单一结构模式。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一结构几乎成了一切不平等、非正义的根源。随着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框架的冲击以及人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形成的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模式的质疑,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全球合作体系的建构中消解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并将这一解构和建构过程的落脚点定位在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的变革上。     

基层治理视野下的边缘人——基于豫东村庄的田野调查

传统豫东村庄存在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建构出以“赖”为特征的边缘人,为主流文化排斥。按照占有社会资源水平可把边缘人分为强势边缘人和弱势边缘人两类,他们分别有不同行为特征。当前边缘人崛起的原因包括村庄地方性规范弱化,以个体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律进入乡村与基层治理的“不出事逻辑”。越出村庄地方性规范的边缘人大量进入基层治理,以不同方式冲击基层治理造成消极后果,依次有“力治秩序”出现、谋利型上访蔓延和亲密社群瓦解。如何治理边缘人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当务之急。     

网民问题:网络社会治理的切入点

中国正处于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十三五"规划、"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战略等重要部署都指向了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问题。网民作为网络社会中人的属性,与网络社会治理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社会对于网民问题的不同定位和差异解读会导致相应的网络社会治理逻辑和路径。对当下中国而言,有效的网络社会治理需要契合网民的生活样态,重视网民在网络生存中的内化与外化等问题,这是维护网络治理秩序和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的关键切入点。     

乡村的组织振兴与治理有效 ——基于乡村治理中组织网络建设的历史回顾

文章根据对从传统到现代的乡村基层治理形态的演进史分析,要实现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有效,核心是促进乡村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效率"、"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的良性互动,其具体路径是,通过政党引领下乡村社会的组织振兴来实现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平衡。     

国家治理体系重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的最强烈信息,是将改革进行到底;将改革进行到底,最为显著的标志是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并把这一目标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的现代化、"依法治国"体系的现代化、"民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只有真正实现"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保持权力的人民性和纯洁性,也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权威性"政府,真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反腐倡廉、确保权力的纯洁性仍然是今后一个时期内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心任务之一。     

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的复合结构与功能定位

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进路来看,存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之争。通过比较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不同层面公共事务的作用机制与功能发挥,治理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系统的运行是否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标准。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国家治理结构应该从单一型模式走向复合型模式,在此意义上,精英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有机统一、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成为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合理选择。沿着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基本理路,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自治上发挥社会自主性的角色与功能。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集权的简约治理”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底色。回顾和分析“集权的简约治理”的宏观历史背景及其生成逻辑，能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历史镜鉴。郡县制、宗族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共同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宏观历史背景。帝国君主、州县正印官、基层社会成员（包括准官僚、准官员、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三方面行为主体，在长期相互博弈过程中不断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帝制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逻辑。“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动态均衡，对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启示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央集权是基层简约自治的政治保障，国家权力必须领导社会权力；另一方面，简约自治是单一制国家一统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国家权力也应当充分尊重基层社会的内生活力和自主性空间。     

铲除“边缘腐败”需要加强制度设计

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李钺锋撰文指出,"边缘腐败"是目前流行于社会上的一种处于腐败违法犯罪边缘的腐败行为。涉案人往往是利用公权力,在权力的灰色地带,尤其是监管盲区,为自己捞取不正当利益,而这些行为往往又是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或者难以依据现有法律法规予以惩处的。     

城市基层党组织社区治理功能的激活路径探讨——以北京市"吹哨报到"改革为例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单位,城市治理离不开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环节。"党是领导一切的",城市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承担着政治引领、民生服务与社会协调的重要功能,功能的切实发挥离不开对党组织社区治理功能的激活。北京市"1号"课题"吹哨报到"改革就通过推行"双报到"制度与选树正面典型、减轻社区负担与强化服务保障、建立协调平台与赋予统筹权力等做法,充分激活了基层党组织的社区治理功能,对于提升社区治理实效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发挥法治治理效能的路径

法治的运行结构"立法—执法—司法"与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权力—治理规范—治理效果",都蕴含着法治的治理效能。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应重视从治理结构中发挥法治的治理效能。充分调动治理主体,合理配置治理权力,有机整合治理规范,精确反馈治理效果,是构建法治的治理结构并从中发挥治理效能的重要措施。探寻新时代发挥法治治理效能的路径,必须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推进我国法治的理论建构、制度建构和话语建构。     

英国的国家治理与议会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从二战结束至今,英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促使国家的权力构成和运行模式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诸如行政权主导立法权、地区放权改革和加入欧盟等一系列转变标志着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在英国逐渐形成。相应地,作为国家权力运行核心枢纽的议会也由刚性权力下的统治机构转变为柔性权力下的治理机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调整和创新,议会成功地调适了其新角色,从而保障了权力运行的平稳,并提升了权力运行的效率。这对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一张一弛之谓道”:复杂局面中的国家治理节奏

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讲,掌握国家治理中的节奏感都是十分重要的。现代国家都处在复杂局面之中,张弛有度的国家治理节奏,全面、深刻地影响国家前途与命运。在把握社会总体周期的基础上,处在复杂局面中的国家,应当因应于社会总体态势,或强化政策力度,提高政策张力,推进国家发展;或弱化政策进取,俾使社会休养生息,保障国家生机。如果在社会需要国家强化政策力度时反应迟缓,在社会需要国家弱化政策刚性时霸王硬上弓,那么,就会导致国家治理的张弛失度,让国家治理节奏紊乱,催生国家风险与危机。这让国家治理无法保持一种适应社会周期的力度变化:要么以过度的政策强度而摧毁国家治理的正常运转机制,要么以不及的政策而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率导致国家权力瘫痪。对中国而言,这点尤为紧要。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半正式治理的作用重建——以上海市Q村为例

半正式治理是理解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角。当前,学界对半正式治理的解释呈现出"资源内生论"与"国家构建论"两条脉络,后者以治理主体变化为基点,认为半正式治理已无法实现"简约治理"的效果。然而,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仍存在丰富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半正式治理对于缓解乡村治理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构建"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路径发现,"资源内生论"代表"高有效性—高合法性"承载,"国家构建论"代表"低有效性—低合法性"承载,导致承载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过密治理、压力治理与规范治理。以主体与资源为内容的治理有效性再造和以认同与参与为内容的治理合法性再造,在互动中重建了半正式治理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Q村的实践为该分析路径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不过,半正式治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边界与时空发展差异的挑战。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启示

农村基层是广大农民日常生活的共同空间,也是一个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空间场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折射出国家与社会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即开始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探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对于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工作,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智慧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北大核心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强调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智慧社会是未来社会形态的新蓝图。智慧社会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社会,其生态链可以概括为"六智",其基本形态是社会组织智能化和社会运行的智能化。智慧社会是高度被感知的社会,高度互联互通的社会,高度数字化和被精准计算的社会,高度透明的社会以及高度智能化的社会。智慧社会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要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智慧政府在构建对公权力约束的制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