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批判性分析

法律解释是一种依据法律而进行的法律思维活动,属于法律方法的范畴。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场合进行基于不同需求的法律解释活动,是否与个案的司法裁判活动有关为标准,可以将法律解释的主体和场合分为法官、参与案件的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以及未参与案件的普通公众和法学者;法律解释的对象应是法律文本,而不是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法律解释“产品”应是审判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法律解释的外延应包括对法律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说明,而不仅仅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     

法律语言学诌议

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始终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司法的过程始终是一个语言运用及交流的过程。本文试从法律语言学的由来为出发点,结合法律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进而归纳概括出中国法律语言学的特点,并结合对中外法律语言的差异性的考察,最后总结出对汉语法律语言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理解和解释：法学家心镜的法律图像(中)

二、法学家解释法律的立场理解法律是解释法律的前提。法学家理解法律向度之不同 ,也就相应地意味着其解释法律的立场之不同。理解法律的方向总是决定着解释法律的方向 ,因此 ,有何种理解 ,就有何种解释。然而 ,正如前文所言 ,并不是说理解了的东西一定能通过解释表达出来。由此就决定了法学家在理解法律和解释法律之间可能会有冲突 (所谓心身冲突 )。当然 ,这种冲突不是笔者在此所要探讨的对象。笔者在这里想探讨的是 :结合法学发展的实际历程 ,来说明法学家解释法律的不同立场。既然法学家解释法律是一种客观的活动 ,那么 ,它就可以通过法…     

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论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的法律意义必须以法律文本的含义为前提,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反对过度解释.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表现在法律解释的姿态上就是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     

法律解释的姿态

随着中国法理学逐渐摆脱幼稚,作为表征学术成熟产物的法律解释也经历了一个转向:从法律文本的简单注解转向以司法适用过程中的规则和事实互动关系为内容的深度阐释。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解释活动不仅仅是一套将成文法运用到个案的法律技术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与价值的重新认识与选择,文章在先验、经验以及实践三个层面上从本体论角度追问和反思解释主体的法律解释姿态。     

《法律解释学》的内容框架与写作场景

法律解释学是关于法律解释现象的系统理论认知和学科知识体系.法律解释学的内容架构涉及法律解释原理、法律解释技术和法律解释制度三个部分.对法律解释原理的探究,需要基于法律解释的操作定义,对“什么是法律解释”这一问题作全面深入的追问.法律解释技术是在操作意义上具体回答在法律实践尤其是个案裁判中如何解释适用法律的问题,涉及法律解释方法的获得,以及运用解释方法提出、择定和展示解释主张的操作.法律解释制度则要联系中国现状在体制上反思和回答谁有权解释法律及解释的权威性问题.对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应该内嵌或关联于由认识论发展、法学学科演进、法治发展以及司法裁判证成等组合而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践场景之中.     

理解和解释：法学家心镜的法律图像（下）

三、法学家诠释法律的特征及地位前面对法学家理解和解释法律之向度与立场的简要介绍和评析 ,可以进一步说明诠释学法学的一般问题 ,如不同的理解者对法律有不同的解释 ,每个解释者都是带着其前见解释法律的 ;解释的立场一般反映着理解的向度 ,但并不总是如此 ,这就是波斯纳根据波兰尼 ( M.Polanyi)和赖尔 ( M.Ryle)所说的复杂思想的无言性和无意识性而得出的在法律推理中的“无言之知”的思想。他指出 ,“无言之知”就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能够熟练地骑车 ,但道不出其所以然一样。“无言之知在法律推理中是重要的。律师发展了一种并不能完…     

司法能动主义:司法实践超越法律形式主义

法律形式主义容易导致孤立、机械地理解法律,漠视条文背后的规范价值与意义。超越法律形式主义的进路就是要在司法实践中能动地理解法律。司法能动主义更贴近正义,不拘泥于条文和立法意图,更少强调先例,更具司法独立精神。但这并不代表法律扩张主义,在司法判断中突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不是重刑主义,“能动”并不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而是要求在该原则的基础上能动地理解构成要件与罪刑法定的关系,并根据规范目的与事物本质,对法律条文做出实质性而非形式性解释适用。     

论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判断当事人请求权的性质、选择案件裁判依据的过程,都蕴含着法官对法律条文意义的解释与探索。审判过程中,基层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以待决案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基层法院案件多、情况复杂的特点,决定着法律解释基本上成为一种个性化的司法实践。通常情况下,个案法律解释目标在法律关系分析、法条意义理解、裁判结果推论、法律效果判断纵向四阶段中实现,上述法律解释目标实现程式个案具体化运行塑造了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     

论国际合同解释的法律适用

在国际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解释及其争议是经常发生的。由于不同国家的法律有不同的解释规则，因此可能会发生合同解释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本文认为，合同解释作为合同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问题，其法律适用规则也应是相对独立的。合同解释首先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支配合同解释的专门法律规则，其次适用合同准据法，特殊合同的解释则适用特殊的法律规则。     

法律渊源：司法视角的定位

虽然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把法律渊源分为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但从规范法学的角度看,法律渊源是一个描绘司法过程的概念。在多数法学著述中,它是指法官在哪种法律形式中探寻针对个案的法律。因而我们应站在司法立场上来理解、认识法律渊源。法律渊源与法律形式的结合使我们看到法官发现法律的场所,而与法律发现的结合使我们看到其方法论意义。从司法的角度看,法律渊源实际上就是法官法源。     

国际信托关系的法律适用

本文对国际信托关系的法律适用作了概括性的比较分析。作者在文中提出：国际信托关系的法律适用应坚持意思自治原则、独立性原则和分类分割原则；并在分类分割原则的指导下，对不同性质的信托进行分类，对同一信托的不同方面进行分割，系统地比较分析了英美法系国家关于不同类型的信托的有效性、信托文件的理解与解释以及信托管理等方面的法律适用规则，全面探讨了解决国际信托法律冲突的有效途径。     

法律解释学的谱系:一种历史解释的尝试

解释的观念贯穿着人文社会学科的始终。法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重要分支，解释学在此意义毋庸置疑。法律解释学的意义在于：在法律实践中对法律的解释直接影响当事人切身利益；在司法实践中进行确当的解释以实现个案正义，是每一个法律人所承担的永恒使命。本文试图厘清法律解释学的谱系，按照解释学发展的内在旨趣，四分为：自为的法律解释学方法论阶段；一般解释学理论下的法律解释学方法论阶段；哲学解释学启示下的法律解释学存在论阶段；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法律解释学阶段。     

法律适用中的演绎推理分析

对待司法的三段论推理过程，法律理论从崇尚严格逻辑到允许法官自由裁量，在法秩序内外的各种选择中寻求最佳答案。对于简单案件，法律陈述下的生活事实或许可以涵摄于一条相应的规NAT，演绎推理以得出结论；但对于疑难案件，特别是在规则含义模糊或者演绎推理出现局限时，法律解释的作用得以彰显。在法律解释中，各种解释方法的次序，法律解释的模式，法律文本的目的在解释中是否不可或缺，都还需要进一步认真讨论。     

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

解释学经历了从方法转向本体的发展理路,在这一转向中,作为解释学核心概念的理解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人的生存意义的创生方式。解释学的重心转换影响着法律解释理论的发展走向,传统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作为追寻立法者意图的方法而消解了司法者的历史性,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使这一企图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也由此强化了法律解释的创造性而解构法治的确定性,而现代的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学的方法论纳入其本体论框架之中,实现了本体论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建设意义。因此,解释学的重心转换使法律解释处于方法与本体的张力之中。     

如何解释法律——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思考

我国当前法律解释权的行使凸显的问题是：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泛滥，导致法律解释混乱；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实用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内容上逐级延续；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规范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形式上凌乱不堪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制度存在不足，主要是：法律解释权附属于其他权力，由国家机关任意行使；各国家机关共同行使法律解释权，使法律解释的混乱日益凸显；法律解释权多以隐含方式行使，法律解释权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混为一体。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基本思路在于：制定《法律解释法》明确法律解释权的地位，厘清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的界限；限制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数量，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协调不同主体的法律解释权，构建完整统一的法律解释体制。     

论法律确定性在解释中之实现

司法活动中,涉及具体案件法律适用的法官作为法律解释主体,其解释行为直接关系法律的确定性。法官解释行为并非纯主观或者任意的,相反,要在法律规范性的规制下,兼顾历史与现实。法律解释的这些特质,都没有脱离法官、当事人以及普通民众对于法律规范性的认同;而如若从客观上讲,这表达了整个社会对于司法的普遍态度。     

司法仪式与法律信仰主义文化的建构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司法仪式在法制中所处的位置和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司法仪式又强化了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在西方的传统的社会里,宗教与法律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司法仪式具有宗教般的神圣色彩,这种文化是培育现代法治的沃土。中国传统社会对司法仪式极端轻视,而既有的司法仪式又过多地蕴含着军事化的色彩和革命主义的情节,这都强化了背后的法律工具主义的文化。培养现代法律信仰主义文化则应先从重视司法仪式开始。     

法律修辞（学）与法律方法论

法律修辞学与传统法律方法论没有太紧密的关系,甚至以形式逻辑为主要方法的法律方法论还排斥在法律应用中的修辞。但是自从非形式逻辑研究兴盛以来,法律修辞学的地位迅速攀升,并且促生了法律论证方法向纵深发展。在很多学人看来,法律论证的方法属于法律解释学的最新发展,是一种新的超越涵摄理论的解释方法。法律修辞学以及法律论证理论,迎合了能动司法的需求,使法律解释的开放性进一步得到张扬。法律修辞对法治建设来说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而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叙说了他的正面作用。     

纯粹法理论语境下的法律解释

凯尔森在纯粹法语境之下,对法律解释进行了分析。由于凯尔森法律体系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法律科学纯粹性,因此法律解释理论也是具有自身纯粹性。尽管不同学者对其抱有悲观态度,同时凯尔森对其论述着墨不多,但是凯尔森法律解释理论可谓是独辟蹊径。这种建立在纯粹法体系之上法律解释是形式的、结果的解释理论。凯尔森的法律解释是对自由法学中法律漏洞理论的一个回应。凯尔森认为法律解释存在于法律适用整个过程,但不可能用于漏洞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