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委托行业协会调解的实践及其规制——以金融纠纷调解为视角

人民法院委托行业协会训解制厦是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角竿决机制背景下出现的一柙新型委托调解方式，该制度是一项借助行业智识对金融纠纷进行调处的纠纷处理模式。然而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自觉适用率低、适用范围过窄、成功率不高等障碍，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审理范围与委托范围之间存在冲突等问题，必须通过厘定可委托调解案件范围的界限、适用辩清事实和司法审查相结合的辅助制度、加强培训及增加激励等举措完善该项制度，以凸显人民法院委托行业协会调解制度本身所具备的正当性价值。     

观察与省思:关于委托调解之山东样本的调研报告

以驻村民生工作室为载体的栖霞解法、以诉调对接网络为平台的高密经验、以驻法院调解室为典型的市南现象和以村级人民调解资源为基点的五莲模式是委托调解在山东省内的典型代表。实地调研表明,当前委托调解在基本认知、制度建设、规则设计和实施运行层面均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坚持和加强省委政法委对委托调解工作的领导、聚集合力设计省域统一性规则和文书样式、正视人民调解资源的分布不均并予以区别性借力以及实行对委托调解工作经费的省级统筹并确保专款专用,才可实质性的获取委托调解的制度实效。     

委托调解的争议与反思

委托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出现的一项机制。为了应对案件数量给法院带来的巨大压力，各地法院对委托调解进行了积极试验。然而，在理论上委托调解的性质一直悬而未决。在实践中广泛适用的诉前委托调解的正当性也值得质疑。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在委托调解中居于重要地位，必须予以保障。委托调解的盛行可能使审判权旁落，也造成调解与司法的进一步混淆，因此应当谨慎对待委托调解。     

律师居间调解若干问题的探讨

近年来,我们律师事务所在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开展了一些律师凋解业务。有的是接受当事人一方的委托参加第三者主持的调解;有的是接受当事人一方的委托和另一方当事人和解;也有的是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委托,从中主持调解,这些业务的开展,从实际效果看是好的。律师调解与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相     

论死刑案件①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造完善——在死刑控制背景下

在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及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背景下，人民法院依法对死刑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问题开展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现行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调解仅在审判阶段实施、法官占绝对主导地位以及调解协议约束力弱等问题。为此，应对死刑案件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作相应改造，将法院的调解工作延伸到侦查、起诉阶段，建立调解申请机制，建立委托调解或协助调解制度，明确调解协议在法律上的性质及效力范围。     

试论离婚调解程序

本文将民事调解程序与离婚制度结合起来 ,通过对离婚调解制度的历史回顾 ,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离婚调解制度的现状以及不足 ,并借鉴西方各国有关离婚调解制度的经验与制度 ,指出当前对离婚调解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必要性 ,并提出应将离婚调解制度与诉讼相分离 ,实行调解优先等原则。     

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与法院调解制度之比较

美国法院附设调解是当事人之间运用协商方式在中立第三人(调解人)的帮助下达成和解的纠纷解决方式,它可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类型.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与美、日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应当从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建立前置性调解程序;遵循自愿、合法与效率的原则;赋予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多方面来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调解的过去与现在

调解是中国社会一种古老的解纷方式，在古代，调解分为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两大类，传统调解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有密切联系。进入二十世纪，传统调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革命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时期分别经历了延续、改造和创造性发展的历史阶段。对我国的调解制度作历时性的考察，对于在社会转型期重新认识和解读调解制度，发挥调解的功能和价值有重要意义。     

浅议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是近年来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热门话题之一,笔者分析了调解制度存在的审调不分、强制调解、当事人反悔三大突出问题,指出调解制度要走出困境必需建立审调分离的制度、界定调解的适用范围和建立诉讼和解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再思考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制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它是我国几千年来经济、政治、思想制度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大众民族心理的产物。随着中国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 ,导致了调解制度基础的瓦解和崩溃。调解制度所公认的价值在承载它的整个环境发生变化时是怎样向它的对立面转化而成为这一制度的弊端或潜弊端的。调解制度自身发展的停滞必然导致自身功能价值的残缺。而这样一个残缺的制度 ,应该接受广泛而全面的质疑     

大调解格局下的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解决矛盾纠纷的模式。它表现为诉讼和人民调解在地点、人员、管理、经费、受案范围、”程序、效力等方面的衔接,主要是使人民法院（或法庭）接手的某些纠纷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诉调对接模式是构建我国“大调解格局”的要求,它适应了我国的现状,能有力地化解矛盾、促进和谐。为实现社会和谐,就要在处理好诉调对接制度和法治的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诉调对接的进一步制度化,大力推广诉调对接模式。     

建立完善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对接机制

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但目前两者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很好地衔接,尤其是人民调解制度日渐萎缩。建立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对接机制,有利于社会矛盾的迅速化解,有利于缓解法院的工作压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通过建立相对固定的调解组织,建立专门的指导组织,形成制度化的指导机制,建立法院与人民调解的程序性接触机制,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工作纳入综合治理考核等措施,实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社会力量与审判力量有机结合。     

论大调解格局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定位

大调解格局是对我国社会转型、社会矛盾激增、社会纠纷亟须有效解决的积极回应,是社会管理创新之举。而人民调解制度源于传统调解制度,发展于建国后,对于预防纠纷、解决纠纷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新时期,人民调解一度因不适应社会发展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大调解格局的形成,为人民调解的回归与功能的新定位创造条件。人民调解是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的必然要求,可以有市场、管理和司法模式的选择。人民调解是个多元的、开放的体系。     

完善我国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研究

调解是解决劳动争议的最基础的方式,具有快捷、便利和低成本的优势,有利于劳动争议及时有效的处理和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在解决劳动争议、平息劳动纠纷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其存在的立法定位偏低、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缺乏独立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劳动争议调解能力欠缺、区域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还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等缺陷和问题日渐突出。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思路是:加强区域性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建设,强化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取消劳动争议的企业内部调解和仲裁调解;提升劳动争议调解的专业化水平;赋予调解协议以法律效力等等。     

日本法院调停制度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比较

日本法院调停制度与我国法院调解有相似的地方,但又有着显著的差异。文章对日本法院调停制度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进行比较,理出它们的共性和差异,试图对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寻求出可行方案。     

《调解规定》的背景及其意义

近年来，理论上“只有‘调审分离’才能治愈我国民事诉讼痼疾”的观点几近共识、实践中庭审功能得到过分强调，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出台《调解规定》重新强调法院调解，表明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都存在偏差。本文试图论证法院调解与判决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具有相同本质，法院调解危机的实质是“调审合一”论对我国民事诉讼本质的错误解说及其指导下的民事司法改革对西方诉讼理念及制度的部分引入所引起的混乱。     

调解在行政复议中的制度性突破

调解在行政复议中的由否定到肯定的地位变化,在我国的行政复议立法中有清晰的发展脉络。而这种变化是与调解理论基础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的。行政复议调解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有其广泛的实践意义和积极作用。     

国外行政调解制度考量与反思

行政调解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它在化解社会纠纷、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对之也高度评价，誉为“东方经验”。在考量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行政调解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行政调解制度的重构进行反思，以期对我国行政调解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浅议大调解的泛化

大调解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缓解法院解决纠纷的压力,也可以丰富人们处理纠纷的方式。随着司法实践对大调解的逐渐重视,大调解呈现出泛化的趋势,主体的功能定位不清晰、理念认识不准、案件适用范围扩大。泛化的大调解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而且影响了调解组织的公信力、遏制了规则的形成。解决大调解的泛化问题,只有建立在对调解进行理性认识、确定大调解的主导者、区分法院内外的调解以及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的基础之上才具有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