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腐败的法理学分析

"村官"腐败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从法理学角度分析"村官"腐败的特点,探求"村官"腐败的法律制度原因,提出建立和完善以乡镇政权的外在监督机制为主体的内外约束体制,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村官"腐败.     

“递延权力”腐败的文化探源及对策思考

"递延权力"腐败是我国腐败的新动向,其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它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族制有紧密的关联,宗法族制的互助、亲亲原则是"递延权力"腐败的源起.在当今中国,遏制"递延权力"腐败主要是加强各项制度的建设, 同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     

从涉案金额透视我国高校腐败特征 ——基于权力定价的视角

借鉴"腐败市场"理论,研究中国高校的腐败是否遵循权力定价规律。腐败金额反映了腐败人员在腐败市场上获取自身利益的能力,也反映了行贿者进行交易所付出的成本。基于对2000—2018年中国高校腐败数据库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的业务领域、高校所在地区、腐败人员的职务级别对涉案金额具有显著的影响。从涉案数量来看,基建和财务领域是高校腐败的高发区;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案件数量更多;从涉案人员职务级别来看,院级领导的涉案数量更多;从高校类型来看,"985"高校的涉案金额中位数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高校。研究表明,高校腐败金额的结构性差异基本符合"腐败市场"理论的预设——公权力的价格会受到腐败的领域、高校所在地区的经济环境以及公职人员手中权力的大小的影响。     

风险制约型集体腐败的生成机制与治理路径

因为所考虑要素的差异,集体腐败可分为利益诱导型腐败和风险制约型腐败。从表面上看,风险制约型集体腐败的生成受异己淘汰机制、辨识同化机制和自我强化机制的支配;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其则受包括利害共存关系规律、利益与风险共享关系规律及强弱相互转化规律等在内的风险制约型腐败生成规律的支配。利用好这些规律,积极铲除"腐败生态"存在的土壤,打破"腐败治理悖论",是治理集体腐败的良方之一。     

民主反腐:惩治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

推进党的反腐败工作和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将民主理念和民主手段引入其中,将民主提升为惩防腐败的治本之策,着力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民主"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这就必须切实关注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四大基本要素,即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理、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制、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遇、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会.     

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医疗领域职务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当前制度安排的缺陷。我国在医疗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以药养医"体制,使公立医院逐渐丧失了公益性,强化了医务人员的逐利动机,导致医疗腐败案件日趋严重,而医疗腐败的加剧,又使医疗体制改革面临新的困境。罪犯从事腐败活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亦即对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的权衡。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出发,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预防职务腐败的一系列相关对策。     

论“红包”腐败现象的治理

国家公务人员收送"红包"已成为一种最普遍、最顽固、最危险的腐败现象.治理"红包"腐败现象一定要用重典、出狠招、下猛药.对于"红包"腐败现象,必须加大惩处力度,设置腐败"高压线";在经济上进行重罚,以加大腐败成本;进行新闻曝光,使越轨者"身败名裂";对举报者进行重奖,使"红包"腐败无处藏身.     

腐败“零容忍”的困境与对策刍议

腐败"零容忍",就是对任何腐败行为都不能容忍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实现腐败"零容忍"是其理想追求。但当前腐败现象依然严峻,要真正做到对腐败"零容忍"还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要解决这些难题,就要从思想、制度、监管、惩治四个维度入手,使官员不想贪、无法贪、不能贪、不敢贪,从而推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取得质的飞跃。     

新形势下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途径初探

目前在我国要防治腐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关键是要构建三位一体的腐败防治防线,即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从根本上使人不想腐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从体制上使人不能腐败;强化监督机制,从力度上使人不敢腐败。新形势下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以教育引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以制度保障,完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以监督约束,强化反腐倡廉监督机制"。     

成品油销售企业基层“微腐败”成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微腐败"是一种公权乱用行为。销售企业基层"微腐败"主要是指企业员工违反制度规定、个人违规违纪,利用公司业务渠道、岗位职权、机会等谋求私利的行为。基层"微腐败"问题虽然小,却能给企业形象和企业信誉造成极大影响。文章梳理了基层"微腐败"现状及主要表现形式,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开展有效治理的具体方法和措施:做实思想教育、强化制度执行、严格监督检查、坚持从严处理、做好廉洁表率、强化警示教育等。     

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指导司法行政工作、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要充分认识新时期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全面提高司法行政队伍的综合素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不断增强司法行政队伍拒腐防变的能力等方面,切实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     

“无直接利益冲突”与我国的社会稳定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转型的加快。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如贪污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等不断凸显．不同利益群体问的博弈日趋复杂和激烈。部分社会群体的被剥夺感增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责任心流失，利益诉求机制的相对低效和缺失等，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近年来频频发生．矛头直指各级党政机关，少数事件甚至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骚乱，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而且影响了社会政治稳定的大局。必须对其予以密切关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缓解社会不公，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相应的社会预警机制，努力把“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     

“辩侦交易因素”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存在理性及其司法运行问题研究——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基本视角

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引入“辩侦交易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反贪力度和推进反贪工作，达到更好地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目的。然而触及到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将“辩侦交易因素”很好地引入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理论和反贪办案实践的问题时，就不得不对其本身的存在理性和司法运行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当然这种研究的视角是多样的、自由的甚至是随意的，这里选择“相对合理主义”作为一个基本视角，但愿是相对理性的     

从中外反腐的经验教训 看全面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性

纵览中外一些历史王朝的兴亡和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的成败,可以看到,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新时期,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是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和题中之义。     

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20世纪西方宪政发展趋势

在20世纪以前,强调政府权力"有限"一直是西方宪政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主旋律.经过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和理性思考,人们终于在近代初期摸索出一套以分权制衡为主体构架的限权机制,权力滥用与腐败的潜能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政府"有限"论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和政策选择也被推到了顶峰,政府"有为"的作用和意义被严重忽视,结果导致诸多负面效应.于是,从20世纪起,西方各宪政国家纷纷摒弃了片面强调"有限政府"的"消极宪政"模式,转向努力寻求"有限"与"有为"平衡的"积极宪政".这种发展趋势至今势头不减.     

全球反腐败法律成果及法律问题扫描——以透明国际为出发点看全球反腐败领域的合作

腐败 ,已经泛滥在全球的各个角落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它完全免疫。在以透明国际为首的国际组织的推动下 ,国际反腐败运动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初步的突破。但由于腐败根植于各国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 ,法律的统一治理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今后的国际合作也存在着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应该从中找到跟上国际合作步伐、维护自己国际形象的道路     

“单位本位”现象的发生及其与单位衰减的关联

单位体制下的单位本位现象,主要指由单位体制的总体性和单位组织的封闭性、保障综合性而衍生出的单位成员的价值和行为以单位利益为核心,违背制度规则,导致腐败寻租,对国家及单位外社会造成损害的现象。而所谓单位衰减则是指因单位争夺社会资源的能力逐渐压倒了自身扩充社会资源的能力,最终导致了单位制生命力的衰减。从历史上看,民主革命时期军事共产主义背景下的"小公"制度和传统家族本位观是单位本位现象发生的背景条件。而单位本位现象对单位纵向联系的破坏,对单位组织间横向联系的阻滞,以及对单位领导和单位人的腐蚀,都直接影响到单位自身扩充社会资源的能力,从而导致单位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减。理清单位本位现象与单位衰减之间的关联,有助于加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防范单位腐败犯罪,实现组织体制改革的创造性转换。     

“一带一路”背景下反腐败的国际预控合作机制

从反腐败的国际预控合作的具体路径来讲,可从风险控制、信息互通、企业合规监管以及民间反腐交流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从而实现腐败犯罪的有效预防。除此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立法思考,发挥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指引和惩罚作用,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既符合法的正义价值,又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同时还有利于撕掉犯罪标签和完善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但目前在我国实施还面临一些困境,即该制度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冲突,制定主体不适格,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和配套实施机构,极易导致司法腐败.因此,只有在充分的法律准备下才能在全国推广和实施.     

通过诉讼的政府控制

没有控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政府权力应受到控制已成为世界各法治国家所遵从的一条公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性、执政理念转变的必然性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有限制政府权力之必要.实现法治国家首先要求对政府权力有所控制,通过诉讼(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对政府进行控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针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首先要弱化权力崇拜、强化行政服务,其次要完善行政诉讼法、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而宪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决定了通过宪法诉讼是控制政府权力的首要选择.我国在完善行政诉讼的同时亟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