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跨境网络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互联网的发展与运用在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催生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类型犯罪的新型犯罪，跨境网络犯罪就是其中一种危害巨大的类型。由于互联网空间中并不具备传统的国境概念，跨境网络犯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极大的损害，而世界各国之间又不属于同一司法体系，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功能和作用就逐渐凸显，成为了打击跨境网络犯罪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然而目前打击跨境网络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仍然存在着一些冲突和争议，应该确立与协调跨境网络犯罪刑事司法管辖权原则，完善刑事司法协助所获电子证据适用机制，深化涉案资金追缴国际交流合作，从而加强和完善打击跨境网络犯罪方面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证研究——以东南亚国家为分析对象

在当前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过程中,我国提取境外证据主要通过刑事司法协助途径进行委托取证,这种方式正面临我国可能与请求国没有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或协助条约中关于证据提取的规定不具体、请求取证程序繁琐而延误侦查时机和提取的证据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等困境,而司法协助途径的各种替代性措施如执法机关自行取证、对第三方平台施加数据披露机制,以及通过国际组织取证等也存在各自的问题。仍应当在坚持通过刑事司法协助途径委托取证的基础上,对司法协助条约关于证据特别是电子数据提取的内容予以细化,并建立多元化的取证模式,实现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有效治理。     

澜湄执法合作背景下跨境网络赌博犯罪的侦查困境及其对策

当前,跨境网络赌博犯罪组织多向澜湄流域国家转移,并持续对我国社会经济秩序与人民利益造成威胁.因此,以澜湄流域执法合作为背景,探索完善跨境网络赌博犯罪侦查打击与合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当前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呈现出的新特征,跨境网络赌博犯罪侦查打击的困境,可采用多途径解决管辖权争议、加强情报信息共享建设、提高电子证据取证能...     

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目前司法实践在对跨境网络犯罪的侦查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传统刑事司法协助以外的非正式电子取证手段,但学界对此却一直存在着认为非正式电子取证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以及其所获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也存在疑问的攻诘。传统的正式刑事司法协作难以应对新型跨境网络犯罪,数据主权与打击犯罪的利益衡平与我国证据立法的空间表明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应当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之上,对跨境非正式电子取证所获电子证据的效力认定,应当遵从证据能力到证明力的阶层化思路,在证据能力认定中重点考察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从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明力认定中重视境外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与证据补强来弥补最佳证据规则和瑕疵证据规则。     

跨境电子数据取证中的冲突与对策

刑事案件跨境电子数据的取证中面临着两个难点:电子数据侦查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跨境电子取证与司法管辖权之间的冲突。应平衡案件侦查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建立网络服务商义务协助机制、完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平衡跨境电子取证与司法管辖权之间的关系,在坚持我国司法主权独立的基础上加强跨境电子数据取证的合作,基于公民隐私程度、案件危害程度、不同对象、取证阶段等因素建立分层次的电子数据跨境取证模式。跨境电子数据取证中保证各类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提高侦查技术水平。     

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之可采性

在打击跨境犯罪及犯罪分子的跨国流动中,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在本国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意义。域外取得的刑事证据之可采性判断遭遇的最大难题是各国刑事司法主权的隔阂,具体立法层面牵涉法律依据重叠、证据规则多元、权利保障差异等多重因素。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演进来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存在程序优先于实体、实体优先于程序、"程序—实体"二元分立、替代性解决方式四种立法思路。我国立法、司法中采取的真实性审查方式忽略了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为了促进对跨境犯罪的打击和跨境追逃工作高效、有序的展开,我国相关立法应予完善。     

从反腐败领域看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发展趋势——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范围非常广,追缴犯罪所得、执法合作、电视会议方式取证及主动司法协助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新内容和新形式,公约还建立了双重犯罪原则的新标准及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不适用于腐败犯罪的新规则.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若干新发展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新近发展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特别是确立了以追缴被非法转移的犯罪所得或收益为中心的司法协助新体系,放宽了双重犯罪原则对非强制性司法协助活动的限制作用,全面推广司法协助"中央机关"的联系机制,同时,倡导各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纳远程视频听证和联合调查的取证新方式。这些发展所涉及的一些新规则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跨国犯罪及其罪犯的引渡问题探析

当前，跨国犯罪问题日趋突出，国家之间如何加强司法协助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显得非常迫切。首先指出跨国犯罪的特征，其次就国际司法协助中主要的方式──引渡的主体、对象、程序等问题进行论述，最后提出引渡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经济全球化与跨国犯罪的防治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带来犯罪问题的全球化。当前,跨国犯罪问题日趋突出,国家之间如何加强司法协助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显得非常迫切。跨国犯罪具有跨国性、有组织性、犯罪手段多样性的特点,因此遏制跨国犯罪必须进行国际司法协助,这就要求国家间在立法、相互交流信息情报、引渡跨国犯罪罪犯、监控追缴赃款赃物上进行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在打击跨国犯罪上还存在立法不够完善,自我保护意识太强,反洗钱机制不完善,有政治分岐和种族偏见等问题。各国应该发挥国际合作精神,采取措施解决以上问题,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     

亚太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境破产的区域合作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跨境破产案件将逐渐增多,鉴于各国跨境破产国内立法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形成区域合作多边机制是破解难题的有效路径。亚太自贸区跨境破产区域合作注重与国际规则对接的同时,应兼顾成员国法律传统与司法制度的特点,在区域内构建以承认与协助主要破产程序为中心的司法协助制度,厘清与界定外国破产程序和破产判决概念,明确主要破产程序的效力与管辖权确定标准,统一承认与协助外国破产程序的审查规则与程序规则,保证区域内跨境破产司法协助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认同平行破产程序在现阶段解决跨境破产争议的合理性,在区域内推进形成主从程序协调机制。建立法院间交流与合作机制,促进跨境破产案件在区域内的高效审理。     

我国内地与港澳的区际司法协助与机制构建

我国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区际司法协助是由《基本法》设定,并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一种法律合作形式。它以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和独立司法权为基础,通过各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来具体实施。因三地的法律制度差异较大,又缺乏上位法和上位司法权协调机制,在具体合作和制度建设中遇到不少难题,亟待更新观念,从理论与实务两个层面进行突破。各法域应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按照相互尊重、主动合作、注重程序、效率优先的原则构建合作机制和开展司法协助,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法制保障。     

跨境电商知识产权风险的应对——以中国电商在美被诉为例

自2012年以来,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中国电子商户持续遭遇来自美国的侵权诉讼,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电子商务海外业务的拓展。为有效应对跨境电商侵权诉讼、推动我国跨境电商业务的良性发展,一方面,电子商户需要加深对域外知识产权法律及司法程序的了解,强化权利意识,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和自己的诉权;另一方面,政府及行业协会也应在协调组织应诉、建立行业规范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我国应积极推动建立和完善规制跨境电商行为的国际协调机制,尝试建立司法协助和联合执法机制,探索利用数字技术加强知识产权侵权防范和监管的新途径,融入以数字化技术推动贸易全球化的浪潮中。     

我国区际司法协助问题探析

为实现祖国统一而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衍生出了我国现实而紧迫的区际司法协助问题。区际司法协助介乎于国际司法协助和域内司法协助之间 ,但有别于二者。建构我国的区际司法协助制度须着眼我国的具体国情 ,采取务实的做法 ,以促进两岸四地间的民商事流转和国家的统一。     

论跨界案件共同管理及其实践

跨界案件共同管理的兴起是国内案件管理的司法改革运动在国际社会的反映,也是国际民商事司法与行政合作的高峰。这种做法目前虽未普遍化,但在跨界破产的管理、临时措施的协调、集体事故的处理和儿童的跨界保护等诸多领域已发挥出积极作用,且有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当然,这种模式的和谐发展尚受到国家司法主权、国际条约协调和司法能动主义等方面的限制。     

惩治外逃贪官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解决机制探析

由于我国与外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和障碍,外逃贪官越来越多。今年5月6日,中行开平案两主犯许超凡和许国俊在美国被判刑,开创了中外合作共同打击外逃贪官的新模式。以“二许”案为切入点,探讨我国打击外逃贪官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义务述评

国际刑事法院是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和国际社会与之真诚的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反之 ,国家也应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善意履行其自愿承担的义务 ,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本文通过阐述《罗马规约》有关国家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方面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 ,说明国家在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起诉和惩治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中的作用和义务     

中国治理跨国贩运人口的现状及其发展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融入全球化以来,跨国贩运人口活动就与跨国非法移民、偷渡现象混杂在一起,不断蔓延。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综合治理策略已取得明显成效,跨国非法移民、偷渡和贩运人口活动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案件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中国未来还应实施综合治理具体化战略,加强长效工作机制建设;修订、完善国内立法,使之与国际接轨;深化出入境管理体制改革,提升案件侦办力度;积极推动国际执法合作向执法一体化发展。     

Interpreter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Corporations and Bureaucrats in Contest over Chile's Nutrition Label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veryday interpretive practices of corporations and bureaucrats that shape the meaning and forc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To understand how common practices such as public consultation submissions, corporate threat letters, and external legal assistance influence regulators' understanding of their “legally available” policy space, we study the contested introduction of a pioneering nutrition labeling regulation in Chile. The transnational food industry powerfully challenged the regulation's legality unde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aw. But Chilean health bureaucrats, in coordination with segments of the country's legally highly competent economic bureaucracy, effectively defended the legality of their proposed regulatory measure. Drawing on data from freedom-of-information request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outcomes of such interpretive contests are substantially shaped by participants' knowledge of the entitlements created b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thus by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expertise they have access to. This often but not always put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t an advantage over national regulators in the strategic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