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体化对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转型的影响

近20年来,中东欧国家的政党制度经历了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转型进程,在此变迁过程中,以欧盟接纳中东欧国家入盟为主线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欧洲一体化影响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轨迹是曲折的,从中东欧国家多党制初现时欧共体谨慎观望,到欧盟开始在幕后对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进行合法化整合,再到欧盟通过入盟谈判主动型塑中东欧国家的政党制度,直至目前欧盟对已入盟和未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的影响出现两种不同向度。欧洲一体化对中东欧国家政党制度转型的影响是依靠欧盟接纳中东欧国家入盟为杠杆实现的,其在各国的实现路径具有极强的相似性。欧盟在接纳中东欧国家入盟过程中主动提出的诸多制度性要求和安排是对这种影响的产生起到核心作用的关键因素。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东欧左翼政党出现相对优势之评析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中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社会动荡,右翼政党的紧缩政策引起民众不满,以社会党为主体的左翼政党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努力凸显其传统左派价值.在左右翼力量的新一轮较量中,左翼政党取得明显优势,中东欧政治博弈的天平开始向左倾斜.中东欧国家左翼力量取得相对优势的主要因素是外部经济形势冲击所带来的机遇,但左翼政党执政后将面对如何兑现竞选承诺的严峻挑战.在未来一个时期,中东欧左翼政党要想长期保持相对优势还面临诸多约束和限制.     

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兴衰的自身因素探析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发展迅速,它们积极参与政治、表达诉求,而参加议会选举是其参与政治并力图影响政府政策的重要渠道之一.经过约30年的发展,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出现了分化,有的发展稳定,通过议会选举进入议会;有的长期无法迈过议会当选门槛;还有的则由于缺乏支持者而融入其他政党或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已有研究对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兴衰原因的解释侧重于国家的选举制度、当选门槛、少数民族的聚集程度、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等,但这些解释仅仅揭示了少数民族政党兴衰成败的外因.事实上,少数民族政党的目标、意识形态、组织力量等自身因素也对其兴衰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东欧左翼政党发展30年:回顾与展望

中东欧左翼政党是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共产主义政党为主要组织类型的政党族群。自1989年开始,左翼政党开始以新的政党组织形态正式登上各国政治舞台,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唯一与右翼政党相抗衡的政治派别。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左翼政党经历了组织危机、制度适应、左右轮换与总体低迷的阶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受社会主义历史遗产等因素影响,在当前整个欧洲左翼颓势明显,民粹主义、极右翼等极端性、反建制政党普遍崛起的背景下,中东欧左翼必然会维持相当长时期的低迷状态,处于一种党内分歧、党外多变的复杂环境中。左翼政党未来的复兴之路取决于它们能否通过改革适应新的政治社会环境。     

政党关系和谐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建设

政党关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关系。政党关系和谐是政党关系的一种良好状态或理想状态,其本质在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配合得当、各尽所能,功能优化、利益共享,各得其所、彼此满足,协调发展、共同繁荣。新时期,我国的政党制度与政党关系和谐面临着新的发展需求,需要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来认识我国的政党制度与政党关系。     

中俄两国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之比较

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条件,是执政党有能力并且较为妥当地处理国家的重大政治关系,而政党关系是国家重大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即使是一党制,都有一个面对和处理政党关系的问题。中俄两国的政党处理自己国家内部政党关系的理论思路不同,道路选择不同,而所导致的结果也不同。     

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一种政党理论的比较视角

政党的起源及功能作用不同是中国政党与西方政党最根本的区别。当前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和政党之间关系三个方面。特定的政党与国家关系决定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首要功能是政治稳定功能;在政党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则表现为动员、影响和塑造社会的功能;在政党关系上,则发挥着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和巩固、完善多党合作的政党关系的功能。     

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基础及其影响——兼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中东欧民粹政党有大量社会底层支持者,农民是最有代表性的民粹主义基础。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东欧民粹支持者与历史上保守势力的支持基础有类似的逻辑。在农业仍为关键产业的中东欧国家,当传统经济受到转型后突如其来的外部经济影响时,既有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受到严峻挑战,在本土保守势力的推动下,竞争力不足的中东欧国家呼吁保护传统经济,反对以西欧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腐化、以威权整肃国内腐败、强调历史上的民族荣光、复兴宗教及家庭伦理等。这一思潮被民粹政党用以获取政治权力。在外部经济压力下,农民、城市底层民众、经济民族主义者、保守的政治精英、大文化中心论者共同构成支持民粹主义的基础,民粹政党的兴起是精英和大众共同推动的结果。中东欧民粹政党自该地区转型后就出现在政治舞台,其影响深度和广度是欧洲其他地区所不及的。有鉴于此,探索一条以民粹主义基础为导向的策略路径,整合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三类实践主体,有助于强化中国在中东欧的影响力。积极推进民粹政党或执政党的对华合作,是中国强化和拓展中东欧地区利益的重要方向。     

独大型政党制度:定义、类型及其运作

独大型政党制度作为多党制的一种特殊形态,是指在实行多党竞争的国家,有一个政党由于实力明显超过其他政党实力的总和从而能够单独长期稳定地执掌政权.根据其所处社会结构的性质,可以分为同质社会中的独大型政党制度和分裂社会中的独大型政党制度两种类型.独大型政党制度下政党政治有如下特征:派系政治发达;独大型政党在组织体制及社会发展政策方面具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反对党的压力边缘化,政治中的民主往往内化为独大型政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竞争.     

亚洲主要政党塑造、运用政党愿景治党理政的经验与启示

政党的政治愿景是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政党通过塑造并传播政党的政治愿景,来宣传本党的政治价值观、施政纲领及政策主张。其目的在于赢得民众对政党的认同与支持,进而执掌国家政权或影响公共政策。政党愿景不仅是政党激励和动员社会成员的重要手段,还可以整合党内外政治利益。当前,政党愿景已经成为世界政党治党理政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亚洲一些主要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大力塑造并传播政党的政治愿景,通过政党愿景来赢得民众的支持,进而推动了国家发展、实现了民族进步。他们的一些经验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同时,这些经验对我们从政党愿景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梦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也具有重要启示。     

西方政党组织与政党认同的关系

政党组织与政党认同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过程:政党组织是政党认同的制度性资源,拥有健全有效、组织严密、动员有力的组织既是政党组织制度化的结果,也是政党争取认同的有效手段;而政党认同也是政党组织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从西方政党组织的嬗变折射出政党系统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党认同总体发展的曲线.     

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

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世界文明演进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西方特别是西欧,是世界最早出现政党的地区,是世界政党制度的发源地.西方近代政党制度的产生,以及由此逐步形成的政党政治,使西方国家的上层建筑实现了革命性飞跃,对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演进带来了重要影响.     

日本民主党党首选举透析

2010年9月14日,日本民主党党首选举大战落幕。菅直人以721分大幅领先小泽一郎的491分,成功连任民主党党首,继续担任日本首相。菅直人连任民主党党首既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所谓出人意料,是因为在选举投票一周以前,人们对选情的分析还是以小泽作为民主党内最大集团的实力为基础的,但是,临近投票时,得到民意支持的菅直人便逐渐胜券在握了;     

现代政党治理刍论

政党治理是政党改革自身及其领导方式 ,以适应新环境和迎接新挑战的必然选择。政党治理应遵循民族性与现代性相结合、高效与责任相结合、参与与公开相结合等原则 ,从而为我们党改革、完善自身领导方式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越南共产党十大对党章的修改

越南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从2006年4月18日至25日在河内首都召开。会议通过第九届越共中央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2006—2010年期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和方向的报告,党建工作报告,通过已补充、修改的越南共产党章全文。本文主要论述越共党章补充和修改的一些情况。     

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终结

日本自民党自成立后一直把持日本执政地位,并一度被称为"万年执政党".这种由自民党一直把持政权的体制被称为"一党优位制".在自民党领导下,日本创造了"日本模式",国力空前强大,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派阀纷争、金权政治、腐败、一党独大等,使日本国民丧失了对自民党的信任.1993年自民党在大选中失败,标志着日本政党体制由"一党优位制"向多党竞争体制转变.     

Policing the Party: Conflicts between Local Prosecutors and Party Leaders under Late Stalinism

During the late Stalin era, many of the USSR's local party control officials and prosecutors entered into a protracted conflict over who had the right to judge the conduct of communists; prosecutors charged that party committees were shielding communists from prosecution, while control officials claimed that party organs were deferring to prosecutors and abandoning their traditional oversight role. This article will argue that although some party committees were interfering in the courts, the dominant story of party–procuracy relations under post-war Stalinism involved the disengagement of party organs from the oversight of administrative wrongdoing, with long-lasting consequences for the Soviet regime's attitude toward corruption.     

Party presidentialization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ABSTRACT

Indonesia presents an extremely rare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case: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the transition to full presidentialism have effected a presidential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that is largely in line with the changes predicted by the model of Samuels and Shugart [2010. Presidents, parties and prime ministers: How separation of powers affects party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specially the rise of the new president and his difficult relationship with his own party are testimony to this. But a closer look reveals that the model has to be adapted to Indonesian politics. Presidents have tools to forge grand coalitions and to overcome the dualism to an extent. The size and 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as well as wider socio-economic changes, that is an increasing oligarchiz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 have to be considered. Moreover, highly personalized vehicle parties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ave emerged. It follows that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incentives combined have produced a party system consisting of different party typ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