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罪的附随后果及制度危机化解

＂醉驾＂入罪是风险刑法范式的一种规定。中国对＂醉驾＂行为采取刑罚与行政处罚二元模式,其入罪表现为抽象危险犯且使行为人实际承受了有关职业等资格禁止、丧失的一些应属资格刑的附随后果。我国应借鉴德国刑法中有关刑罚以及＂酒驾罪＂制度设计,拓展资格刑范围以符合＂新财产权＂的司法最终处置原则,构建已丧失之资格和权利恢复的复权制度,以最大程度地消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为化解＂醉驾＂入罪的制度后危机,需认真对待刑法第13条的＂但书＂。     

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二元处罚之厘清

醉驾入刑十年间,由醉酒驾驶行为引起的交通事故数量明显下降。作为行政犯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理应受到行政法和刑法的双重规制,但是囿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罪状规定极其简单,缺乏情节严重等限制性条件,司法实践中大量的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不当入罪,使得部分本该处以行政责任的醉驾行为都被纳入刑法的规制领域。明晰行政犯的本质特征,阐明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划分依据,通过对构成要件进行以规范保护目的为核心的实质解释,来科学划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二元处罚范围,才能使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更加科学。     

醉驾行为的法律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随着《新的道路交通道路安全法》的公布实施,注意与行政法的衔接是合理划定犯罪圈,限制刑罚权适用的必然选择.醉驾入罪的标准决定刑法规制的醉驾行为的范围和醉驾的处罚方式,因此采用刑事立法的方法确定醉驾的标准是合理划定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制范围应有之义.醉驾...     

醉驾入刑的立法错位及其克服

从刑法修正案(八)“一律入罪”的定性立法现实到最高院的“勿一律入罪”,从通知收集案例拟进行案例指导到将来的司法解释,从公安部的“醉驾一律刑事立案”到“酌情取保候审”,均反映了醉驾“定性”式立法在中国“定性加定量”式刑法框架下的尴尬,国外醉驾定性立法其实在我国刑法立法模式下是不兼容的,“醉驾一律入刑”的争议必然产生.尴尬之解决、行政规制和刑事处罚的不同意义指向以及“醉酒”之模糊性需要对醉驾进行入罪和量刑解释.入罪解释的基础在于作为刑事处罚的醉驾之醉酒标准应高于作为常识的醉酒和作为行政规制的醉酒之标准,应把醉驾出罪因素解释为阻却违法事项,这并不是变更入罪条件,因此仍可由最高院进行.量刑解释需要考虑行为人本身、醉酒和驾驶等三个层面的因素.     

醉驾犯罪的立法背景与构成要件分析

我国已经步入汽车社会,加上深厚的＂酒文化＂土壤,醉酒驾车对公共交通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危害越来越大。国外立法也成为推动我国醉驾入罪的外部因素。根据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及我国刑法的规定,醉酒驾车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在《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驾入罪后,处理醉驾犯罪案件,仍然要遵循刑法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本罪的犯罪构成和犯罪形态问题。     

从醉驾入罪看网络舆情与立法理性的冲突

醉驾入罪是网络舆情促推的结果,并非立法理性的必然体现.现行醉驾入罪的法律规定与刑法价值理念相冲突.应当取消醉驾入罪,或者将一般醉驾行为回归《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行政法调整,要么提高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将所有醉驾行为构成犯罪的一律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并根据情节或后果规定不同档次的法定刑.     

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修正论——“毒驾”入刑之再提倡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只将“醉驾”与“飙车”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之中,显然,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无法涵盖所有应当处罚的“危险驾驶”行为,“毒驾”行为入刑势在必行.对于“吸毒”的主观界限,应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吸毒”内涵保持一致,也即既包括出于非医疗目的也包括出于医疗目的而使用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对于“毒驾”行为的入罪标准,选择“零容忍说”较为恰当,即只要驾驶者吸毒,不论其体内毒品浓度,一律可以入罪.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认定

醉驾入刑七年,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激增.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应遵循我国刑法13条"但书"的规定,不必一律入罪,已为最高人民法院所确认.尽管危险驾驶罪被界定为抽象危险犯,但在个案的司法认定中,醉驾人的醉驾行为是否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以及危险程度的大小,有必要予以具体判断,并遵循从构成要件符合性到违法再到责任的认定层次,同时还必须考量我国刑法独有的罪量因素.以公益劳动换取不起诉决定的尝试,或许可以开启设立社区服务令之刑种的先河.     

论“见危不救”刑法规制的现状与定罪

现行刑法对＂见危不救＂行为,没有设置＂见危不救罪＂规制。多数刑法学者认为＂见危不救＂行为不宜入罪。但＂见危不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大,刑法对负有＂见危应救＂义务人的＂见危不救＂行为构成犯罪的根据其性质分别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玩忽职守罪;医疗事故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等定罪处刑。对不负有特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不作犯罪处理。对＂见危不救＂行为定罪处罚除符合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外,同时要符合行为人负有救助的义务,有救助的能力,不救助行为与危害结果发生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并造成严重后果三个必备条件。     

“人肉搜索”犯罪化问题研究

＂人肉搜索＂侵犯个人信息,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刑法修正案（七）》提出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未将＂人肉搜索＂入罪,＂人肉搜索＂行为侵犯刑法保护的法益,并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应当在刑法中设置专门条款以规制＂人肉搜索＂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危险驾驶入罪。危险驾驶罪包括＂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行为方式。危险驾驶案件多为醉酒驾驶。实践中,其规定存在着不足。应当扩大醉酒驾驶交通工具的范围、增加情节的限制,完善对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刑罚处罚,规范与醉酒驾驶行为相关的机制。     

醉酒驾驶相关犯罪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已将单纯的醉洒驾驶行为单独入罪,但是并没有＂情节恶劣＂的限定。实践中应将醉酒驾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予以排列,对醉酒驾驶行为作出合理量刑,进行刑事处罚。     

论危险驾驶罪中生理性醉酒人的刑事责任

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恶性醉酒肇事行为,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行为入罪,但该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尤其是主观方面的认定上存在着诸多争议。本文立足于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认为对醉驾人刑事责任的归责仍然需要以生理性醉酒人承担责任的根据为基础,并根据醉驾人的具体罪过状态决定是否为罪。     

也论危险驾驶罪的现实意义及其司法地位

醉驾、飙车危险行为入罪,引发社会反响。不少人对该行为入罪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反对,有的对该罪名在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提出质疑。笔者就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多环节实现,以及行政犯与刑事犯的关系论证该行为入罪的现实意义,并从该罪名的构成要件和本质特性分析其司法地位及其今后过渡归并到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可能性。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醉驾规定之缺陷分析——兼论醉酒驾驶行为入罪的错误性

为有效遏制因醉驾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的发生，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入罪，但《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关于醉驾的规定仍然存在删除了醉酒驾驶的情节限制要件、醉酒驾驶的交通工具和犯罪场所没有与交通肇事罪有效衔接、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范围界定过窄等缺陷。     

醉驾入刑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意图不仅仅是要惩罚出现醉驾并造成严重危害结果发生行为,同时还包括通过刑法的震慑作用来遏制醉驾行为,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对醉驾入刑不应有情节上的要求。公安机关在查处醉酒驾驶的具体执法过程中,对于当时呼气检测达到醉酒标准的,应当一律再进行抽血检测,这样才有利于公安机关在办理醉驾案件中及时地取得证据、固定证据。同时应进一步收集其他的证据材料。     

扒窃行为的解读与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刑,作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之一在客观上没有数额和次数的限制,使得许多司法实务者认为扒窃由＂结果犯＂变成＂行为犯＂,即只要实施扒窃行为即使没有窃取财物仍然构成犯罪既遂,因而对于一切扒窃行为都要定罪处罚。文章认为,虽然扒窃行为没有数额和次数限制,但是扒窃与普通盗窃所侵犯的法益是一致的,其仍属于结果犯范畴。对扒窃行为的认定要受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但书＂规定的制约。     

“危险驾驶”适用解释中的两个问题

危险驾驶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半截子＂罪名,其罪刑设置只有明确的上文而没有确定的下文,因而其诠释与适用比较特殊。对于＂在道路上＂、＂机动车＂、＂醉酒驾驶＂、＂追逐竞驶＂等法律用语均应作出实质性解释。关于＂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诠释,通过观察总结刑法修正案和现行刑法规定的内在逻辑、已有的相关司法解释和实践做法,可以归纳出两点带有规律性的刑法解释论结论：对于危险驾驶行为仅发生一次交通事故的情形,以交通肇事罪定性处理为原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处理为例外;对于危险驾驶行为连续发生第二次乃至多次交通事故的情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处理为原则,以交通肇事罪定性处理为例外。     

抽象危险犯的限缩认定研究——以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为例

在刑事立法的进程中,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入刑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作为刑法理论对风险社会的积极回应。虽然抽象危险犯立法式的工具化特征契合防控因醉驾而引起的交通风险的现实需要,但对其拓宽刑法打击半径,扩张犯罪的界限仍然要保持警惕。因此,应从入罪限缩及出罪扩张二元机制进行限制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扩张范围,以此保持刑事司法的谦抑性品格。     

信用卡诈骗罪“构罪数额”问题研究——以恶意透支与其他普通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关系为视角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四种行为类型,其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构罪数额＂与前三种行为类型不同。当出现不同种行为交合的情况,即行为人在实施前三种行为的一种或几种的基础上又实施恶意透支行为的,应当以前三种行为的＂构罪数额＂定罪处罚;当出现不同种行为并列的情况,即行为人既实施了前三种行为的一种或几种,又实施了其他恶意透支行为,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内在逻辑联系的,可以对不同种行为数额累计,然后依据刑法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就轻认定;当出现同种行为多次实施的情况,即行为人对以自己身份合法申领的多张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无论单张信用卡的恶意透支额是否达到＂构罪数额＂,都应当将同种行为的数额累计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