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基本动向及其问题

在现有背景下,《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应以保障行政诉讼运作良好为目的,充实和调整行政诉讼原则,在具体制度上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改革行政审判体制、放宽原告资格、简化被告的确定、设置简易程序以及加大促使行政机关履行法院裁判的力度.     

行政诉讼目的探讨

行政诉讼目的是国家基于对行政诉讼固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的关于行政诉讼结果的理 想模式。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权利救济和行政法治维持目的的同等对待,造成制度设计上的偏差,影响了 行政诉讼作用的发挥,应予调整。     

浅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其不仅仅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实施司法审查的权限范围,同时也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能受到司法补救的范围以及诉权范围。我国自1982年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以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经历了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数次调整,总体上朝着逐步扩大的方向发展。     

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几个问题

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受理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密切相关的民事权益争议,将两种性质不同的争议并案审理,在裁判行政争议的同时,附带裁判民事争议的活动。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其审判活动分别受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调整,一般是不能并案审理的,但在特定条件下,则有并案审理     

行政诉讼对审判体制的诉求

行政审判体制是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构成要素的核心,是行政审判权得以实际运行的载体.行政审判体制的立法建构,必须契合行政诉讼制度的诉求.作为“诉讼”之行政诉讼诉求行政审判体制具有中立性、公正性;作为“对行政的诉讼”之行政诉讼诉求行政审判体制彰显权威性、专业性;作为“民主守护神”之行政诉讼诉求行政审判体制应充溢民主性.     

关于军事行政诉讼的再思考

军事行政诉讼主要解决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国防国家行为和具体军事行政行为外延的确定使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军事行政行为属于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既包括内部行政行为,也包括外部行政行为。军事行政诉讼制度是实现军事行政法治的必由之路。     

行政许可诉讼受案范围浅析

当行政补偿请求人对补偿义务机关不予补偿或者补偿不足的处理不服时,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结果和监督检查结果不予公开,被许可人、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终局行政裁决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仍然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内容。     

转换的思路——从相关规定思考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对于相对人不服从行政机关的隔离措施、相对人持异议的行政机关不依法驱散的行为等,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于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行政指导行为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允许相对人就公安机关的非民事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于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准行政行为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也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知识卡片

编号{类别编号 一一口”类行政诉讼的概念我国的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按照《行政诉讼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诉讼制度。行政诉讼的基本特征行政行为的组织,以及法律、法规授权实施某种具种具体行政行为组织。 (三)行政诉讼的审判要点,是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四)行政诉讼是行政救济的一种手段,以人民法院的裁判为解决行政纠纷的最终裁决。 又五)行政诉讼的宗旨,是通过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以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     

社会中介组织在行政法上的理性思考

社会中介组织的兴起引发了我国传统行政法学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中介组织是否能成为行政主体并受行政法调整,是否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等,本文主要就从上述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探讨,主张确认中介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并将其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     

刍议行政处罚听证制度较大数额之确定简

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制度,对于提高行政效率,促进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搭建了一个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进行对话交流的平台.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拟作出较大数额行政处罚决定时,当事人有听证的权利.但较大数额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从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意义着手,剖析现行“较大数额”纷繁复杂规定的乱象,从确定主体、方式和基础出发以期完善现行较大数额的合理确定机制,达致法律统一、和谐.     

行政调查中“不得强迫自证己罪”原则的适用

"不得强迫自证己罪"原本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公民人权的利剑。但从许多法治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该原则的适用范围逐渐由刑事诉讼扩展到了行政调查领域。当然,考虑到行政调查本身的特点,该原则在行政程序上的适用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在不得强迫自证己罪已经引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探索其在行政法上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法理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一种法律秩序,而且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行政救济作为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途径,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是达到＂补偿性正义＂的最终途径。     

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研究

＂一事不再罚原则＂一直是行政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罚的具体含义,没有对＂一事＂和＂再罚＂的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很多重复处罚、多头处罚的现象,严重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降低了行政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只有科学界定＂一事＂和＂再罚＂的内涵,加强立法,扩大一事不再罚的适用范围,对行政处罚法律法规竞合的处理规定,行政执法主体竞合的处理原则等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才能真正解决实践中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真正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     

法治视野下警察权的滥用与控制

由于缺乏监督与控制、警务管理体制不健全等原因,使得警察权在行使中出现滥用。对警察权进行控制,既不是要分警察的权,也不是限制警察权,而是遵循行政法的"比例原则",将警察权纳入法律的轨道,促进警察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行使,努力达致既能有效保障公民权,又能使警察权高效运行以维持社会秩序。     

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范围、方式与权力边界

在社会转型、法治初创的社情下,由于种种原因,检察机关的行政法律监督较为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法律监督空位和监督不力的状况。这种＂缺位＂现象主要体现在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权力行使边界等基础的检察监督理论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和可行性监督路径。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应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执法监督权方式可划分为检察监督侦查权、检察监督诉权、检察监督建议权三类。行政执法监督的权力边界,即行政执法监督权的行使应坚持谦仰原则和＂刑事先理＂原则,形成内外结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被动申请为主、主动介入为辅＂的权力启动机制。     

论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的可能和限度——从制度运行动力的视角出发

行政复议制度作为设置在行政体系内部的纠纷解决方式,承担着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权力运行的职责。一直以来,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复议案件数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基于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学界发出了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的强烈呼声。‘行政复议制度得以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于行政层级监督,“司法化”理念下的相对独立的复议机构则是这种监督的间接表现形式,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方可实现。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之下,更为可行的是吸收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中完善相关复议程序的建议,在行政层级监督的直接推动力之下,借助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来推进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一事不二罚”在行刑交叉案件中的适用——从一例危险驾驶案切入

在处理行刑交叉案件时,厘清"一事"、"二罚"的关系,适度延伸"一事不二罚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划清权力界限、保护公民权利、节约执法、司法成本均有重大意义。行刑交叉案件中的"一事不二罚原则"应该贯彻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罚责内容上的"有限并科"、"同质罚责刑事优先,相异罚责各自适用"以及"及时移送"三大核心内容。     

行政程序视野中的我国警察诉愿制度初探

为了使警察在受到行政机关（主要是来自于警察部门）的行政处分时,能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求得有效的救济,并能在行政体制内彻底地化解,应当尽快完善法律体系,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诉愿法的方式,明确规定＂警察诉愿＂制度,夯实依法治警、从严治警的基础,同时真正让警察维权时能有法可依,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