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虐童现象 聚焦社会关注——刑事法治视域下处理虐童行为的应然路径

虐童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不能以寻衅滋事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虐童行为达到严重的危害程度,可以构成伤害、侮辱等罪名。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足以规制频繁发生、轻重不一的虐童行为,刑法并无增设“虐童罪”之必要。增设“虐童罪”不仅无法达到有效预防虐童行为的效果,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弊端。虐童行为的发生有其深层次原因,盲目增设“虐童罪”只会让刑法承受不应承受之重。着眼于虐童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重预防、重保护才是我们的应然路径选择。     

从虐童行为透视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运行

目前,社会上刑事处罚虐童行为和设立"虐童罪"的呼声较高。作者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运行角度出发,根据刑法通说和扩大解释,分析了虐童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虐待罪和侮辱罪的犯罪构成,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指明了罪刑法定原则司法运行的科学路径。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认为设立"虐待罪"没有必要,并批判了刑法万能论的立场。     

“虐童”入刑的正当根据与路径选择

现行刑法欠缺对特定虐童行为给予否定评价的能力。虐童行为符合刑法所要求的犯罪化标准，存在犯罪化的现实需要。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宜采取：奉行刑法“最后手段”原则，合理设定虐童行为入罪的标准；采用行为类型化的立法模式，将虐童行为纳入整体的刑法健康权保障体系之中；理性审视刑法既有罪名规制范围与行为类型的内在关系，力戒“就事立法”的简单化操作；删除刑法虐待罪的规定，增设“虐待被保护人罪”。     

“虐童”浅析

虐童入罪的讨论所需要具备的基本前提，就是对这一现象和行为的经验性描述，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主观立法所呈现的弊端。社会学和犯罪学应当成为主要的解释工具。国内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现在所做的是基础性的探索。廓清这一领域里应当涉及的理论模式和概念，同时清理政府和公众在观念上的误区也是一个重要任务。没有这种理论和观念上的重构，虐童现象的干预就仍然会停留在倡导阶段。     

防治“虐童”仍任重而道远

<正>社会转型时期,身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往往成为一些精神压力较大者的发泄对象。近年来,儿童权益受侵害的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全社会的"痛点"。该如何切实保护儿童权益,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近期发生的南京"虐童"案件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虐童"问题的广泛关注,提议设立"虐童罪"也呼声不断。那么,虐童是否应入罪?如何才能切实保护儿童的利益?对于是否需要在刑法中增设"虐童罪"以规制虐童行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一连串虐童案件的发生,媒体以及公众关于增设"虐童罪"的呼声不断高涨,学术界也不乏该呼声的支持者。对此,世界各     

浅议“虐童”一案

最近虐童事件的频发,除了愤怒的谴责之外,我们还要不尽的反思,要切实的保护儿童的权益,法律该如何作为。面对恶劣的暴力虐童行为,我们的道德良知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守住人类的道德底线,让儿童在教育机构中能够更好健康成长。     

构建儿童权利防护网——兼论虐童的多元治理

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受到惩罚，虐童行为也不能例外。但由于让实施虐童的人痛苦一些，并不能让受虐儿童幸福一些，因此，面对频繁曝光的虐童事件，我们需要完善刑事法网，但更需要构建具有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与事后救济功能的，以家庭为基础、政府为主导、社会为补充、司法为保障的儿童权利防护网。     

法治文明下的阴影——法眼看温岭虐童事件

山西太原幼师虐童事件余波犹在,浙江温岭幼师虐童一事再起风波,幼师虐童事件因何频频惊现网络,引发社会各界的普遍热议和广泛思考。对近年来的幼师虐童事件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幼童保护立法的缺失和教育监管的缺位是导致虐童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身处弱势地位的幼童究竟能获得怎样的法律保护,立法者又应当如何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滑坡事件层出不穷提出的立法要求,这一切值得你我深思。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目前教师尤其是幼师的立法缺失及有关监管缺位的现状进行分析,寻求完善之道,力求为幼童健康成长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浅议虐童行为是否入刑及建议——由温岭虐童案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儿童虐待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儿童虐待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关于儿童虐待的研究多局限在虐待本身,鲜有对儿童虐待法律保护制度的探讨。本文通过对温岭的幼师虐童案进行分析研究,剖析我国关于儿童虐待法律保护制度的不足。并借鉴域外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提出应对我国儿童虐待的是否入刑的建议,提出相应的完善儿童虐待的社会配套保障机制等建议。     

未成年人利益的程序保障与实体维护——兼论“南京虐童案”的权利保障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权利主体,其合法利益不仅需要程序保障,也需要实质正义的关护。南京虐童案虽然以虐童养母遭致六个月监禁的有罪判决落下帷幕,却折射出未成年人利益的优位保护在程序选择与实体惩罚上的紧张与冲突。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儿童的切身利益,处置此类案件不仅需要对被害人程序选择权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予以权衡,也需要对虐童行为的定罪与量刑进行实体法考量。探讨未成年人利益的程序保障与实体维护,对正确理解刑法本质与人权保障的正义追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危险作业罪的法教义学分析

《刑法》第134条之一“危险作业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新设罪名，该罪的设立是在风险社会到来之际提倡发挥刑法预防功能的具体体现。在具体适用时应准确把握危险作业罪的争议点，借助法教义学对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及主观罪过形式进行规范解读。如对“安全管理规定”的法律来源作扩大解释；在理解“危险物品”的概念时应参照刑法条文进行限缩解释；建议本罪第3项将“运输环节”纳入规制范围内并肯定其与危险驾驶罪第4项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从危险的重大性、紧迫性、结果指向性三个方面对“现实危险”进行认定；引入过失危险犯概念为深入明晰本罪的主观罪过为过失提供理论支撑等，同时从刑法体系性解释角度出发，厘清涵盖在《刑法》第134条下三个罪名间的关系，避免该罪在司法适用中出现规范界限与处罚条件含混不清的情形。     

提高教师素质制止虐生行为

教师虐待学生的行为容易使学生对学校和学习产生恐惧、厌恶和仇恨心理，还可能使学生形成反社会的变态人格。究其根源，在于教育领域尚未肃清封建主义教育观影响，部份教师、学校领导和学生家长法制观念淡薄，要制止教师虐生事件的发生，必须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师德”教育，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承担起监管学校工作职责，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坚决惩治和清除教师中的“害群之马”，同时要重视教师的心理健康。     

我国儿童权益保护之困境及法律对策——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各地屡发虐童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笔者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例,分析了我国儿童权益保护面临的巨大困境,继而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具体法律对策,以期为切实保护我国儿童权益贡献绵薄之力。     

论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适用

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设立,体现了刑法对特殊群体的特别关照。但入刑两年以来,该罪名的适用情况不尽如人意。为保证该罪名的正确适用,需要在与相关罪名的比较之下,从构成要件方面对其行为方式和入罪标准进行明确。本罪被害对象的特殊性及法定刑设置均表明,本罪的"虐待"行为在外延上要比虐待罪中的虐待行为要大,且不要求具有连续性和一贯性的特征。对"情节恶劣"的认定,也要从虐待行为的持续时间、虐待的次数、虐待的人数、手段是否残忍、危害后果是否严重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同时,对本罪与虐待罪、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罪和强奸罪等相关罪名之间竞合关系的厘清,也是本罪法律适用的关键。     

美国以心理学为基础的虐童防控对策探析

虐童是一个普遍的国际现象，美国儿童也饱受其苦。美国把儿童虐待分为忽视、身体虐待、心理或情感虐待、性虐待（或剥夺）四类。儿童虐待对儿童造成的无形的心理伤害，会持续很久甚至一生。对此，美国以防患于未然为宗旨，形成了主动先发的预防模式，把虐童预防的重点放在了整个社会的综合预防体系之中；以最大限度地减小对受虐儿童的伤害为价值追求，并制定了成熟、系统和高效的危机干预对策。实践证明，美国的这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预防和危机干预策略具有良好的防控效果。     

污染环境罪设立危险犯之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环境刑法法治理念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但却仍忽视了对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处罚,我们环境刑法是否应当将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污染环境罪设立危险犯问题进行论证,并提出污染环境罪设立危险犯的立法建议,为污染环境罪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依据。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之理论剖析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一个罪名，刑法界对之构成颜有争议，理论上，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的罪过形态应当是间接故意或过失。“暴力”包括杀害暴力和重伤害暴力。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与劫持航空器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相似之中有着区别。     

“嫖宿幼女罪”的尴尬

海南和广东接连发生小学校长性侵小学6年级女生案,近来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也使得"嫖宿幼女罪"的存废,再次引起争议。1997年,中国《刑法》取消"奸淫幼女罪"(将其归入"强奸罪")。同时,新设立"嫖宿幼女罪",其初衷是针对地下性交易,在"强奸罪"与"嫖娼"之间设立一个新罪名,使得罪、罚     

教唆共同犯罪人包揽罪责的行为定性——评王某某故意伤害、妨害作证案

妨害作证罪是1997《刑法》设立的罪名,从罪状的表述内容看,该罪的犯罪主体、行为方式、行为对象都相当宽泛,并无特定的限制。然而,教唆共同犯罪人包揽罪责、包庇同伙的行为不应当构成妨害作证罪,因为这种行为本质上属于不如实供述行为。如果不如实供述一方面不能享受坦白的从宽待遇,另一方面还构成其他犯罪的话,这是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评价。而且,现代刑事诉讼理念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没有义务就没有责任。而且,从期待可能性理论出发,既然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也就不能期待共同犯罪人互相揭发、如实相告。     

正确解读嫖宿幼女罪之废除

《刑法修正案(九)》将嫖宿幼女罪予以废除,但立法者关于该罪应当被废除的修正理由较为粗糙,其本身就需要被修正。以幼女不能卖淫为逻辑起点质疑立法者修法的非理性性,不具妥当性。嫖宿幼女罪的废除也不会造成性犯罪相关罪名关系的不协调,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罪可视为交易型强奸幼女犯罪之"帮助行为正犯化"立法例,其不再受强奸罪共犯或间接正犯评价。交易型猥亵幼女行为依照1979年《刑法》应构成流氓罪而非奸淫幼女罪,依照1997年《刑法》应构成猥亵儿童罪而非嫖宿幼女罪,其自始不是刑法所规制的嫖宿幼女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