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虐童”仍任重而道远

<正>社会转型时期,身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往往成为一些精神压力较大者的发泄对象。近年来,儿童权益受侵害的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全社会的"痛点"。该如何切实保护儿童权益,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近期发生的南京"虐童"案件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虐童"问题的广泛关注,提议设立"虐童罪"也呼声不断。那么,虐童是否应入罪?如何才能切实保护儿童的利益?对于是否需要在刑法中增设"虐童罪"以规制虐童行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一连串虐童案件的发生,媒体以及公众关于增设"虐童罪"的呼声不断高涨,学术界也不乏该呼声的支持者。对此,世界各     

审视虐童现象 聚焦社会关注——刑事法治视域下处理虐童行为的应然路径

虐童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不能以寻衅滋事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虐童行为达到严重的危害程度,可以构成伤害、侮辱等罪名。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足以规制频繁发生、轻重不一的虐童行为,刑法并无增设“虐童罪”之必要。增设“虐童罪”不仅无法达到有效预防虐童行为的效果,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弊端。虐童行为的发生有其深层次原因,盲目增设“虐童罪”只会让刑法承受不应承受之重。着眼于虐童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重预防、重保护才是我们的应然路径选择。     

虐童行为的刑法理论分析——兼论“虐童罪”不宜成为独立罪名

随着虐童事件的不断曝光,社会公众要求设立“虐童罪”的呼声越来越高。从虐童行为而言,凡是达到一定危害程度的虐童行为都应当由刑法加以处罚,但是基于“罪名概括性”原理,不宜在刑法中设立专门的“虐童罪”。对于虐童行为,可以根据其具体罪状分别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侮辱罪、猥亵儿童罪等罪名处罚,这样既能有效惩罚虐童行为,又可避免刑法罪名的无原则、无限度扩张。     

“虐童”入刑的正当根据与路径选择

现行刑法欠缺对特定虐童行为给予否定评价的能力。虐童行为符合刑法所要求的犯罪化标准，存在犯罪化的现实需要。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宜采取：奉行刑法“最后手段”原则，合理设定虐童行为入罪的标准；采用行为类型化的立法模式，将虐童行为纳入整体的刑法健康权保障体系之中；理性审视刑法既有罪名规制范围与行为类型的内在关系，力戒“就事立法”的简单化操作；删除刑法虐待罪的规定，增设“虐待被保护人罪”。     

浅议“虐童”一案

最近虐童事件的频发,除了愤怒的谴责之外,我们还要不尽的反思,要切实的保护儿童的权益,法律该如何作为。面对恶劣的暴力虐童行为,我们的道德良知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守住人类的道德底线,让儿童在教育机构中能够更好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利益的程序保障与实体维护——兼论“南京虐童案”的权利保障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权利主体,其合法利益不仅需要程序保障,也需要实质正义的关护。南京虐童案虽然以虐童养母遭致六个月监禁的有罪判决落下帷幕,却折射出未成年人利益的优位保护在程序选择与实体惩罚上的紧张与冲突。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儿童的切身利益,处置此类案件不仅需要对被害人程序选择权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予以权衡,也需要对虐童行为的定罪与量刑进行实体法考量。探讨未成年人利益的程序保障与实体维护,对正确理解刑法本质与人权保障的正义追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国儿童权益保护之困境及法律对策——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各地屡发虐童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笔者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例,分析了我国儿童权益保护面临的巨大困境,继而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具体法律对策,以期为切实保护我国儿童权益贡献绵薄之力。     

少一些暴虐，多一些良善

2013年的两会落幕，在最受代表们和老百姓关注的提案中，禁止虐待儿童的立法提案赫然在目且名列榜首。这源于对近来一系列虐童案件的反思。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2012年lO月发生的两起较为恶劣的虐童案件。2012年10月15日下午，太原市蓝天蒙台梭利幼儿园一女老师，在短短十几分钟时间里，狂扇一女童几十个耳光，其他孩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施暴。2012年10月24日，     

从虐童行为透视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运行

目前,社会上刑事处罚虐童行为和设立"虐童罪"的呼声较高。作者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运行角度出发,根据刑法通说和扩大解释,分析了虐童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虐待罪和侮辱罪的犯罪构成,符合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指明了罪刑法定原则司法运行的科学路径。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认为设立"虐待罪"没有必要,并批判了刑法万能论的立场。     

“虐童”浅析

虐童入罪的讨论所需要具备的基本前提，就是对这一现象和行为的经验性描述，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主观立法所呈现的弊端。社会学和犯罪学应当成为主要的解释工具。国内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现在所做的是基础性的探索。廓清这一领域里应当涉及的理论模式和概念，同时清理政府和公众在观念上的误区也是一个重要任务。没有这种理论和观念上的重构，虐童现象的干预就仍然会停留在倡导阶段。     

美国以心理学为基础的虐童防控对策探析

虐童是一个普遍的国际现象，美国儿童也饱受其苦。美国把儿童虐待分为忽视、身体虐待、心理或情感虐待、性虐待（或剥夺）四类。儿童虐待对儿童造成的无形的心理伤害，会持续很久甚至一生。对此，美国以防患于未然为宗旨，形成了主动先发的预防模式，把虐童预防的重点放在了整个社会的综合预防体系之中；以最大限度地减小对受虐儿童的伤害为价值追求，并制定了成熟、系统和高效的危机干预对策。实践证明，美国的这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预防和危机干预策略具有良好的防控效果。     

市井万象

虐童之殇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曾广泛地令人产生错觉:中国儿童仿佛正经历着他们最好的时代。衣食无忧、父母溺爱、社会呵护,乃至于孩子们的骄纵任性也成了"过于幸福"的明证。但最近,浙江幼教颜艳红揪住幼童双耳上提的"虐童"照片却公开撕碎了这种假象,随即曝出的还有西安女童因不会算数被老师狂扇数十耳光,四川雅安一小学保安用弹生殖器的手段百般体罚学生。     

法治文明下的阴影——法眼看温岭虐童事件

山西太原幼师虐童事件余波犹在,浙江温岭幼师虐童一事再起风波,幼师虐童事件因何频频惊现网络,引发社会各界的普遍热议和广泛思考。对近年来的幼师虐童事件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幼童保护立法的缺失和教育监管的缺位是导致虐童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身处弱势地位的幼童究竟能获得怎样的法律保护,立法者又应当如何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滑坡事件层出不穷提出的立法要求,这一切值得你我深思。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目前教师尤其是幼师的立法缺失及有关监管缺位的现状进行分析,寻求完善之道,力求为幼童健康成长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浅议虐童行为是否入刑及建议——由温岭虐童案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儿童虐待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儿童虐待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关于儿童虐待的研究多局限在虐待本身,鲜有对儿童虐待法律保护制度的探讨。本文通过对温岭的幼师虐童案进行分析研究,剖析我国关于儿童虐待法律保护制度的不足。并借鉴域外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提出应对我国儿童虐待的是否入刑的建议,提出相应的完善儿童虐待的社会配套保障机制等建议。     

虐童的危害及其干预的心理学研究

我国的儿童防虐是一项综合系统的工程，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儿童虐待预防与干预的模式，除了法制的确定和司法的介入以外，应对受害儿童进行专业的心理与行为矫治，特别提倡利用学校教育和社区资源进行干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儿童保护法律和福利制度。     

和谐社会语境中的家庭暴力问题研究——以虐待儿童行为为视角

虐待儿童行为是家庭暴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具有家庭性和隐蔽性、持续性和多样性、后果严重性等基本特征。其根源也具有多因性，由病理、心理、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交织而成。立足于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构建家庭与社会和谐，防控虐儿行为的发生有必要采取改善社会环境及扭转社会观念、设置专门救济服务机构、增强完善法律规制等策略。     

初中儿童权利意识的基本状况——基于儿童权利公约框架的考察

儿童的权利意识是保护儿童权利的重要内部力量。研究显示，就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初中儿童的权利意识水平虽非淡薄，也不能称为“高涨”，尤其是行为水平和情感水平，远不能起到有效保护儿童权利的作用。社会应当转变维权视角，采取积极手段，着力培养儿童的权利意识，通过强化儿童的权利意识，加强儿童的自我保护。     

中国儿童福利法治建设及其不

30多年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重大变革、重大转型的过程。儿童福利法治建设实践与这一过程密切配合，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中心、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比较完备的法制体系框架，内容涉及儿童养育、教育、医疗、卫生、康复、司法保护等各个方面。儿童福利法制建设实现了历史跨越和发展。但仍然存在着立法层次低，法律法规过分注重权益保障，缺乏实际内容，缺乏可操作性规定等一些问题，与儿童福利现实的发展需要还有距离。未来应以制定《儿童福利法》为目标，进行儿童福利法律框架的制度性设计和建设。     

流浪亚文化下的青少年偏差行为研究

流浪亚文化是处在流浪生活中的儿童自然而然接受的一种非社会性甚至反社会性的亚文化，它将儿童从主流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剥离出去。身处流浪亚文化的儿童，缺少学校和家长的指引，易习得一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偏差行为。本研究通过问卷形式调查了流浪儿童偏差行为的出现频率，并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了流浪亚文化对于流浪儿童偏差行为形成的作用。     

虐待儿童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以民事监护权为视角

虐待儿童行为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应被刑法所规制。但传统的虐待罪囿于主体的天然限定性,无法涵盖所有的虐待儿童行为。虽然《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增设罪名的方式,延展了虐待儿童行为的主体范围,但主体范围的扩大未能充分解决虐待儿童行为的刑法适用问题。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贯通民法和刑法,应当将其作为处理虐待儿童行为的根本原则。引入民事监护权视角,有助于为虐待儿童行为的定罪与量刑提供一种全新的分析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