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观点缺憾的论证--评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

认为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的论点是正确的 ,但是论证过程中存在的缺憾使该论点所质有的说服力有所削减 ,且文中三个论据———“穷国无法治”、“愚昧无法治”、“乱世无法治”———显得有些偏激的表述方式不但催生了对表述内容本身的怀疑 ,而且存在被人误解以至利用的危险 ,进而无意间隐含了颠覆法治的力量     

解读刑事法治

刑事法治是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 ,而刑事法治就意味着以刑法限制国家的刑罚权 ,罪刑法定原则也就成为了刑事法治的必然首选。而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认为 ,刑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因此 ,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除了健全法律制度之外 ,更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更新观念 ,正确认识刑法的功能 :刑法不仅保护国家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 ,也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刑法是人权保障的“大宪章”。     

对我国重刑主义的反思

重刑主义思想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由来已久。几千年来,“治乱世用重典,治平世用轻典”被奉为中华民族安邦定国的要旨。高度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了以国家主义为前提,以刑法工具论为基础,以重刑主义为主体的刑法思想。重刑主义就象一个无法摆脱的幽灵,一直在国人的心中游荡。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与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并彻底地根除重刑主义这一幽灵。     

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

当代中国虽然在法治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它仍存在着一个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传统的法律文化仍在延缓或阻碍法治国家的进程。努力构建法治社会,尤其需要我们树立起对于法律的崇高信仰。     

培育理性法律文化的几点思考

法治社会,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法律制度两方面的因素。没有观念的革命,法治就可能是空谈。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适应加入WTO、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要求,适应中国从传统社会结构体系向现代社会结构体系的历史变不敷出须高度重视和培育适应时代潮流、具有鲜明时代精神、适合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理性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     

当代中国程序正义缺乏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法治的本质是程序之治,程序正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从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至今,我国在程序法治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的过程,人们也就没有自然地形成现代法治理念。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四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当代中国程序正义缺乏的根源,并相应地提出了程序正义在中国的实现途径。     

我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生成与培养问题分析

公民现代法律意识不仅是现代市民社会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我国虽已如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整体法治建设与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是不同步的,培养和提升我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仍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在充分了解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理论的基础上,...     

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

<正> Ⅰ.在关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主张,政府要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同时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即所谓同国际社会“接轨”。我在本文中称这种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为“变法”模式。 这些观点并不错,而且在实践上也促进了中国的法治建设,但在理论上有一些重大弱点,并在实践上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首先,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法律是一种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要利用法律这种工具来规制社会。这样的理论似乎符合我国     

浅谈我国当前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传统法律文化问题

中国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是我国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宝贵文化资源,但其中也有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想已经构成了实施法治的障碍。本文从中国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入手,客观评价了传统法律文化的作用,深入分析了制约我国当前实施社会主义法治的三种法律文化：以礼入法的法律文化、权力至上的法律文化、国家本位的法律文化。本文认为必须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革新,才能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扫清障碍。     

走向法治的政治分析

当法伴随国家产生时，以约束权力为标志的法治并未同时出现，人类曾长期地处于有法律而无法治的状态下生存和发展。正因如此，人类从未停止过追求法治的理想。而当人类的文明进程发展到法治最终在一些文明国家确立且取得令人折服的成就后，应该说走向法治作为各国的共同方向是一个不需论证的命题。然而，现实似乎告诉人们，法治之路是艰难的──法治虽然无限美好，但它却不是靠歌颂、祈求或宣布就能实现的。本文认为：走向法治存在着政治上的悖难，对这一悖难的克服是法治确立的条件，克服这一悖难的过程使法治之路艰难。市场经济是孕育克服…     

先秦法家共同体的敌人:以法治国的规范理论

在揭示现代法治的起源和理念时,先秦法家的观点往往作为对立面而成为历史批判的靶子,我国法学界对"法治"和"法制"、"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形式的、浅度的法治"和"实质的、深度的法治"等概念所做出的有意区分既加重了对先秦法家的打击,也中断了一种法治思想的文化连续性的思考方案。事实上,先秦法学关于以国为国、以法治国的基本主张开启了实证主义法学的先河,同时也为人的行为的分治理论和共治理论奠定了基础。     

普通高等学校《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思路与模式探新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法律基础》课的使命并不仅仅在于对大学生法律知识的教育与传授，而在于法治理念的培养、法的精神与实质的领悟、法律信仰的确立。当前，高校《法律基础》课在教学实践中的法律教育的思路与模式难当此任，应紧扣新课程方案与时代的要求，确立“以法治理念教育及法的信仰培养为主线，以具体法律制度与知识讲授为支撑”的教学思路与模式。     

经济法学科学化的法教义学路径

科学化是经济法学科发展的关键。法教义学呈现了法律科学的逻辑性、体系性和可验证性的基本要素,为经济法学的科学化提供了体系化的可能路径。根据法教义学"价值-规范-事实"的研究框架,在价值层面,经济法的社会功能是一种社会对国家经济治理权的想象和期待,旨在以正当、合理的经济介入方式维持和恢复经济系统的良序运行,经济介入的积极形式是培育市场功能条件,消极形式是对经济系统自主运行失序状态的纠正。在规范层面,经济法律规范体系可分解为四组经济法教义学的"理想类型",从而构建起由社会功能、公正优先和法律义务三个要素组成的法律命题体系。在事实层面,经济法应实现立法的体系化与司法的操作化,达成法教义与法治实践的良性互动。     

文物返还国际诉讼中外国立法的承认与执行

在文物返还国际争议诉讼中外国文物立法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由于受“外国公法不予承认和执行”传统思维的影响,一国的文物国家所有权立法或出口管制法一般很难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但外国公法原则和强行法理论的现代发展、典型的司法判决、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签订、文物市场国的实践都对文物立法的承认与执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可喜的变化表明,没有理由从表面上排除与文物保护相关的外国法规则,尤其当这些规则与保护文物的国内及国际立法与政策保持一致时更应如此。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论纲

法律和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对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必须进行一分为二的科学评析 ,以严格区分其精华和糟粕。依法治国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治国方略 ,而以德治国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治国方式 ,所以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可以而且必须容纳以德治国的治国方式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     

百年法治进程的基本逻辑与执政党角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24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法治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本质特征。中国法治进程近代发端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中国法治现代化面对的基本难题是其所遭遇的"矛盾的现代性":一方面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曲折性。新中国建政之初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还是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它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新中国法治建设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挫折之后,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和正确领导,终于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正途,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局面,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向着"法治中国"战略目标不断胜利推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执政党之于中国法治建设所承担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伟大角色,亦归因于法治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对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方法论的兼重与融合。     

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文化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本文认为,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方法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国家与社会：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与重建

本文在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三种典型的理论范式的基础上 ,理性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离和二元对立的关系范式的社会机理 ,探讨了这一近代法哲学分析范式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出发 ,提出应当重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析范式 ,建立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并将这种互动机制作为法治生成的真正的社会基础 ,实现我国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和自治、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和监控、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法治整合。     

论经济法的民族性与国际化

经济法是现代经济社会演进和法治发展的产物。经济法的产生既受到一国经济社会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因而具有民族特性;同时也受到来自国家之间经济交往的影响,因而具有国际化倾向。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法的发展离不开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国内国际背景。在经济法的民族性与国际化关联互动基础上,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我国经济法创新发展的关键。     

法治的核心是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注重宪法和法律实施是当代法治基本内涵的普遍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是法治建设战略转移的客观要求。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实施面临着立法粗放与执行不力的困扰、经济状况与社会转型的制约、体制不顺与机制不全的束缚、法治传统与法治精神的缺失。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应加强和改进宪法实施,保障和落实公民权利,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营造和改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