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

在我国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谋划,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推动。其中,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发展促进法",对"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及其赖以存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审视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有助于揭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发展型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具体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以说明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应的"发展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兼顾的"安全与发展"价值,从而不断推进发展导向型的良法善治,这尤其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法治的完善,丰富法治理论和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新兴的"发展法学"的构建。     

减负与转型的经济法推进

"减负与转型"是贯穿我国经济改革与法治发展的一条重要逻辑主线。运用经济法推进减负与转型,有助于整体经济系统的优化,实现"减负增效"和"转型升级";有助于通过经济法上的职权与职责、权利与义务的合理配置,促进主体负担的公平分配,实现市场主体与政府的"双向减负"和各自转型,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有效发展。实践中,应改变既往对政策的过度倚重,推进"制度转型"、构建"包容性制度",实现法治框架下持久的"制度性减负"。     

经济发展权的经济法思考

经济发展权不仅是国际法上的重要概念,也是经济法主体权利谱系中的重要范畴。对于各类经济法主体都享有的经济发展权,必须加强经济法保护。为此,应着重解决阻碍公平竞争和公平分配等影响经济发展权实现的突出现实问题,这既有助于推进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完善,也有助于促进"发展法学"和国际法学的发展。     

论区域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

在理论层面上,区域经济法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包括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区域经济法的理论依据,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还有社会责任本位理论、平衡协调理论和"两手"协同并用理论等经济法具体理论。具体到制度层面,构建区域经济法框架的政策导向是: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老工业基地、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等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法框架体系应当包括四个部分:主体制度、市场规制法制度、调控法制度和责任制度。     

“改革决定”与经济法共识

我国历史上的多个重要"改革决定",作为国家一定时期的改革"总体规划",对于经济法的理论共识和制度共识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依循"关系——体制——制度"的线索,不仅有助于发现历次重要"改革决定"对经济法共识形成的影响路径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还有助于揭示历次"改革决定"自身的逻辑主线和经济法制度形成的基本逻辑,从而有助于推进经济法理论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宪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经济性”分析

宪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是其存在密切关联的基础和纽带,因而从经济性的视角,有助于分析宪法与经济法的交互影响和内在的"一致性",揭示和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违背"一致性"要求的问题,从而有助于构建宪法与经济法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和法治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及其经济法理论解析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分配法”和“发展促进法”,尤其有助于保障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目标—手段”、“价值—规范”的分析框架,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所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矛盾,所需遵循的基本原理和基本价值,以及所需运用的基本手段等基本理论问题,可以从经济法理论的视角展开解析,由此有助于提炼共同富裕的相关基本理论。鉴于均衡分配和协调发展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手段,应在制度规范层面加强两类手段的有机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均衡分配理论”和“协调发展理论”。厘清共同富裕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助于增进对共同富裕的系统理解,推进其相关制度建设和经济法治的完善,也有助于深化经济法学、社会法学和发展法学的理论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法理论因应

对于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需要在经济法理论的不同层面做出具体回应。首先，在本体论和发生论层面，数字经济并未改变经济法学既有的基本理论框架，运用经济法理论仍可解释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及其经济法规制问题；其次，在价值论层面，对数字经济进行经济法规制，仍需遵循和兼顾经济法的各类价值，这更有利于保障和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最后，在规范论和运行论层面，针对数字经济所带来的诸多新问题，需要正视相关主体及其权利、责任追究等方面的特殊性，改变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制度，并在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中加以落实。上述三个层面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经济法理论的“变与不变”，把握上述“因应之道”，不仅有助于揭示数字经济与经济法的紧密关联以及相应的经济规制原理，深化经济法、信息法和数字法治的理论研究，也有助于切实推进制度完善，促进数字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研究

在大湾区的整体融合中,必须法治先行,只有解决区域法治冲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粤港澳协调发展的瓶颈问题,让大湾区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引擎,带动国家区域发展。在面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法律体系,且地方主体权限不同及经济互补性减弱的情况下,需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区域协同立法经验,从立法协同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与探索。坚持"一国两制"、以经济发展为主导、"求同存特"等原则。在立法协同路径上,通过建立立法协调机构到制定统一的"示范法",逐步开展与仲裁一起稳步推进,为将来台湾地区的回归及与内地的协调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区域法治发展的法理学思考——一个初步的研究构架

随着区域科学的兴起与我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区域法治发展成为法治国家建设领域中一个全新的论题,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区域法治发展理论是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也是在形成基础上构建的。加强区域法治发展理论研究具有促进法学理论发展与推动现实问题解决之双重意义。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上,区域法治发展的研究应当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三个维度进行。区域法治发展理论将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和法治理论体系。     

回望70年:经济法制度的沉浮变迁

以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为界,可将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集中统一经济管理体制的推行,以及"经济宪法"对计划经济的强调,经济法制度日渐衰微、沉降,几近于无。在后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适度分权经济管理体制的确立,以及"经济宪法"对"计划与市场"等重要关系的重新定位,经济法制度日益强盛、浮升。经济体制、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宪法"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直接影响,它们是导致经济法制度变迁的三大因素。经济法制度的兴衰与沉浮、荣枯与有无、多少与强弱,与上述三大影响因素的变动具有内在一致性。历史、系统地分析经济法的制度变迁,尤其有助于经济法的理论深化和制度完善,从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治的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法治新维度——定位重塑与体系演进

以2012年步入新常态为标志性时点,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法治体系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法治系统中扮演了愈加重要的角色,并借此实现了"定位重塑"。与此同时,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法治未来发展路向呈现出"体系演进"中的继承与创新。这种体系演进的道德性基础在于寻求化解区域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规范性基础在于实施宪法框架下的区域发展治理机制,进而构建硬法与软法合力共治的区域经济法治模式。展望迈向"十四五"的区域经济法治,有待解决"问题引领""价值协调"和"规范协同"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由此增益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良法与善治。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GATT/WTO体制的冲击和影响

GATT/WTO的制度缺陷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形式和内容的发展更加明显,由于缺少权威的组织机构、无条件和自动适用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及受谈判方数目的影响,两者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趋势;GATT/WTO在规范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着实体上、程序上和规范经济事物中的附加困难;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国际经济法的贡献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各主权国家中继续强化了国际经济法的普遍原则,扩展了国际经济法调整的领域,改进了调整的方式和效果,同时也为国际经济法整合区域经济组织与多边贸易体系产生了结构性动力。     

论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

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具有不同于政府等主体的特殊性。基于经济宪法和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国家主体在经济法中具有独立地位,其经济职能的履行和经济职权的行使,应受经济宪法和经济法的约束,以体现国家理性的要求。此外,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在总体上是“现代国家”“经济国家”,并在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中具体体现为预算国家、税收国家、债务国家、规制国家等多种国家形态。研究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应结合国家目的或国家目标、国家任务、国家职能、国家理性或国家理由等影响因素,分析具体的国家形态,由此有助于审视法律规定背后的法治原理和法治问题,揭示经济法制度中国家主体存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在法治框架下解决国家调制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依循上述研究路径,有助于提炼经济法中的国家理论或国家主体理论,深化经济法学主体理论乃至整体总论的研究,推动经济法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中地方政府利益协调的法律路径

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步骤,涉及区域内地方利益冲突的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地方利益冲突的最直接体现.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在交通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收费权以及行政管理执法等方面.必须制定规范性文件以法律手段协调地方政府利益冲突,改革财政税收分权制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地方政府合作制度体系和建立交通运输统一监管执法机制,并将这些利益协调机制纳入区域一体化立法中,才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意义——一种法哲学方法论上的初步分析

推进区域法治发展,这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议程。一般来说,区域包括全球意义上的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区域,后者是指主权国家范围内以特定的行政管辖层级为基础的地区单元,或者是以一定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若干行政管辖层级的地区单元的集合体,因而构成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区域法治发展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发展在主权国家的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具体实现。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系统,这里主要从法哲学方法论意义上加以研究。马克思提出的"多样性统一"的概念命题,为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区域法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又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的品格,进而呈现多样性统一的运动样式。"个别化的方法原则",这是从黑格尔到19世纪德国世俗历史主义的思想流变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方法论准则,在马克斯·韦伯那里达到了集大成。批判地改造并运用个别化的分析原则,有助于我们发现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内在奥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拟应妥当地处理好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揭示和概括个体行动的本质性关系;努力探索个体性行动的因果性联系;从现实中升华并形成思维类型;对研究对象展开具体的历史性的分析;高度重视价值基础和价值评价的特殊意义。     

论区域协同立法制度实施的法律规范供给

区域协同立法对解决地方立法间的冲突、构建一体化的区域法治环境、促进区域内的深度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立法规定了区域协同立法制度,但在实施中仍存在法律规范供给不足的问题,包括协同主体存在争议、协同权限不明确、协同形式未确定、协同立法效力未明确,以及协同的底线未划定等。应基于区域合作及协同立法的现实要求,加强区域协同立法制度实施的法律规范供给,尤其要根据区域协同立法内容“一致性”或“互补性”及协同立法形式的“紧密型”特点,明确具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的协同立法主体地位和立法权限,鼓励创新协同立法形式,赋予协同立法文本更高的法律效力。此外,还要划定协同立法不能形成新的区域保护主义的底线。     

论经济法与宪法的协调发展

经济法的发展事关法律体系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迁,需要与宪法等各个部门法的发展相协调.“经济宪法”为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宪法基础,发展经济法既是宪法规范的要求,又是实施宪法的需要,同时,经济法的发展也有助于宪法的完善和发展.基于经济法与宪法所共有的经济性和规范性,应通过司法判断和非司法判断,不断提升两者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全面促进其协调发展.     

还是区域法治概念好些——也与张彪博士、周叶中教授讨论

"区域"概念由来已久,这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涉及诸多学科的多层面的综合性概念。法学视野中的"区域"概念,就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区域现象而言,蕴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意即一定行政区划中的地域空间单元和跨行政区划的地域空间单元的有机集合体。由此,"区域法治"不仅指主权国家范围内基于特定行政辖区的依法治理活动,而且指基于跨行政辖区的协同治理活动,因而内在地包含着"区域法制"的概念要素。在当代中国,区域法治是与国家法治相对而言的,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主权统一性的核心要义,构成了单一制国家结构体制条件下的区域社会治理权力或治权的实践载体,根本不存在"以国家主权二元论为基础"的区域法治发展。因之,"区域"与"法治"在逻辑、历史与现实意义上是完全能够自洽的。此外,区域法治与地方法治这两个概念虽然具有相通的意蕴,但是"区域法治"概念致力于引入空间变量因素,展示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丰富多样的空间结构关系,藉以揭示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理。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发展"区域法治"概念,丰富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以期回应变革时代的法治中国进程的理论呼唤。     

发展"非公经济"的经济法解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对于解决我国现存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同公有制经济相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许多制度障碍,为此,国务院专门下发了旨在推进"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①该<意见>涉及到多个法律领域的问题,其中尤其涉及到大量的经济法问题,因而有必要从经济法的角度略为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