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工作权立法的性别本质主义检讨

延续计划条件下的特殊保护模式和忽视家庭责任分担的立法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限制女性职业发展和造成性别歧视的制度性因素,同时也与当今世界范围内女性工作权的立法趋势和发展理念相悖。特殊保护的立法模式强化了传统的分工模式;而法律在家庭责任分担上的缺席则强化了男性支配女性的现实。中国女性工作权立法的重构必须检讨性别本质主义的影响,切实把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女性平等工作权的立法过程。     

论女权主义与婚姻的性别基础

社会性别建构在其理论提出之初,只是在哲学层面上作性别平等的探讨,而后女权主义法学流派形成,则带着一定的政治目的将社会性别建构进一步运用到国家法律实践中。本文注重从哲学理论出发探讨性别平等,再以性别平等为基础推及婚姻性别基础,主张在婚姻性别基础中应消除对同性缔结婚姻的排斥,从道德及立法上给予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同等的社会保护和法律保护。     

性别回归——社会性别视角下我国法律的检视及对策

在简要分析中国目前立法中存在的性别缺失问题的基础上,从增强立法的社会性别敏感度、纠正立法目标与实施的偏差、加强先进的性别文化建设、提升决策层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提高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等五个方面提出完善对策。     

社会性别主流化理念与我国反家暴立法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联合国推动性别平等、性别公正的主要战略,强调国家立法和政府决策应遵循社会性别平等理念;社会性别主流化追求"性别平等"是对传统"男女平等"的提升,是男女平等的实现保障;社会性别主流化理念在我国反家暴立法中已有初步尝试,并面临诸多障碍;应继续坚持社会性别主流化理念,立足社会性别平等立场,检视现行反家暴法律规范,正视女性的弱势地位,推动我国反家暴立法进程。     

经济帮助制度的社会性别分析

经济帮助制度,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离婚救济制度。该制度从其创立时起,便担负着维护离婚女性的生存权益、救济离婚当事人的生活困难、促进性别平等与公平正义的功能。对经济帮助制度进行社会性别分析,既有助于阐释经济帮助立法的目的与功能,又有助于建构经济帮助立法的原则与路径,进而形成矫正经济帮助制度的具体思考模式——坚持经济帮助制度以顺应本土文化需要,完善经济帮助制度以顺应社会生活需要,适用经济帮助制度以顺应性别平等需要。     

彩礼返还之规定的社会性别分析

用社会性别方法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彩礼返还的有关规定,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中存在有对女性间接差别对待之嫌。因此,应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完善立法,使两性最终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论我国性别平等的法律保障

平等是法的重要价值之一,而性别平等是平等的应有之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从法律上赋予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极大地提升了妇女的法律地位,但性别平等理想的最终实现,依旧任重道远。在争取性别平等的进程中,需要综合发挥多方因素尤其是法律的作用,因此我们要积极寻求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对策。     

新中国60年婚姻立法改革述评:基于性别平等的观察与前瞻

从1950年到2010年,我国完成三次主要婚姻立法活动,先后颁布实施三个婚姻法案,基本建构起以男女平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婚姻法规范体系。然而,从性别平等视角观察,三个婚姻法文本中的性别平等并不彻底,既有法定婚龄男大女小等歧视女性的条款,更有以"抽象人"为规范对象而忽视不同性别人在经济社会环境中差异性的所谓"中性条款",其适用结果不利于女性。未来婚姻立法,应当增强性别敏感度,充分尊重女性群体在经济、社会、财产等各方面仍弱于男性的事实,采取差别待遇政策,从追求形式平等转向实质平等;并应当从细化防治家庭暴力条款等八方面完善婚姻法。     

家庭责任分担立法与中国女性平等工作权的实现

虽然男女平等分担家庭、工作场所的权利、权力和责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男女平等立法的重要原则,但有关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立法在我国至今为止还处于缺席的状态。这反映了性别本质主义和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对我国女性工作权立法的影响,也暴露了我国立法对女性地位和作用的忽视。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立法的缺失已成为妇女充分进入工作领域的一个障碍,也与目前国际范围内的女性工作权的立法趋势和理念相悖,中国女性平等工作权的实现呼唤中国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立法的早日出台。     

妇女平等权的立法保护与性别预算——基于国际和国内比较的视角

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地位与权利是实现两性平等以及妇女自身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将妇女平等权纳入宪法及法律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本文基于国际和国内比较的视角,对中国妇女平等权的立法保护进行了梳理,继而分析了"性别立法"和"性别预算"等促进妇女平等权的新政策工具在中国的开展和实施,以期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在中国的真正实现。     

妇女平等就业权的宪法维度——性别就业歧视普适性评价标准的切入

妇女平等就业权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基础性权利,是妇女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妇女宪法"人格尊严"的重要机制.中国宪法上的平等是一种形式平等,这种立法模式下妇女平等就业权也是形式平等下的宪法权利.形式平等下的妇女就业平等保护面临着诸多难题和危机,为走出危机,破解妇女就业平等保护的困境,必须确立就业性别歧视的普适性评价标准,并以此为基石,整合妇女就业平等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生育保险政策反思

生育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最具性别意识的社会政策,其对于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就业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力图以社会性别理论对生育保险中性别平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推动性别平等化进程。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性别平等权

性别平等权是平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性别平等观侧重形式上的平等。西方女权主义法学立足社会性别概念,质疑传统的平等观,为性别平等权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以社会性别分析方法重新解读性别平等权,关键是实现起点平等与结果平等、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平等原则与平等权利的统一。     

性别平等: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的实践及其启示

社会性别主流化要求对既有法律和新立法的社会性别检审,男性和女性同为性别歧视的受害者,促进性别平等应该具体考虑妇女在社会中面临的不利地位以及同性恋问题在对现有国际人权法的挑战。这是案例是来自国内社会(其中一些有跨国的因素)、由国际人权条约机构处理的社会性别实践。考察这些实践,有益于我们了解社会性别主流化在全球化层面上的情况,并获得本土化的启示。     

Anti-Domestic Violence Legislation Based on the Gender Mainstreaming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联合国推动性别平等、性别公正的主要战略,强调国家立法和政府决策应遵循社会性别平等理念;社会性别主流化追求“性别平等”是对传统“男女平等”的提升,是男女平等的实现保障;社会性别主流化理念在我国反家暴立法中已有初步尝试,并面临诸多障碍;应继续坚持社会性别主流化理念,立足社会性别平等立场,检视现行反家暴法律规范,正视女性的弱势地位,推动我国反家暴立法进程.     

浅析女性职工就业歧视的原因及对策

现今就业市场上普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我国目前性别就业歧视的表现为就业机会不平等、工资和福利待遇上的不平等和职业生涯的不利处境等。女性平等就业具有重大的意义,要不断完善立法等,切实保护女性职工的利益。     

深圳首推立法促进性别平等

6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草案）》顺利通过了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的三审，标志着中国大陆地区首部性别平等地方法规正式出台。目前，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性别平等法，而在中国大陆一直是空白，深圳在大陆首推性别平等地方立法，属于破冰之举。     

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下的家政工社会与法律保护分析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社会性别主流化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而与此同时,非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家政工的社会与法律保护问题日益严峻。我国家政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大约有1500万,其中96%以上是女性。虽然家政服务业这种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得到政府的支持,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岗位,但是,这些从业人员却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而受到劳动法律规范和相关法律的应有保护。针对现行相关立法的缺漏与不足,社会各界应高度关注并积极应对,更新观念,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制定各种有效、配套的政策与措施。     

女性的性别失落与尴尬——试论延安时期的女性写作

在男女平等的表象下,延安时期的女性写作和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依然表明,女性仍然处于依附者地位。她们不仅从外形上失去女性特征,还被剥夺了女性私密空间。她们的婚姻并未实现真正的平等,反而加速了被物化的过程。同时根据需要,她们不断调整奉献给革命的方式,即便在此过程中遭遇了巨大的身体苦难。     

民法视角下的不同性别选择阶段的法益分析

性别选择得以产生不是因为生物性别的先天差异,而是缘于社会制度对性别的不平等对待.人的性别专属于自然人,属身体权保护的客体.针对不同的性别选择阶段,分别从选择主体的资格认定、风险责任的承担,生育知情与性别知情的辨别及选择目的的规范等方面进行分析,法律应通过立法技术的完善和法律位阶的提高把对性别选择的立法宗旨限定在为人类疾病控制和生命健康的维护范围内,以实现人与自然、人类自然性别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