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探析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对于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保障良好的教育改造效果、实现国家行刑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法律规范缺失、社区矫正适用率不高、社区组织基础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应该通过逐渐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创新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拓展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发挥社区应有的功能等途径,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监控机制研究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保障社区安全，预防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是其首要任务。因此，社区矫正监控机制的建立与实施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内容。正确认识社区矫正监控机制的内涵、体系，并完善我国社区矫正监控机制是矫正工作者应当关注的问题之一。     

河北省农村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策略

社区环境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与城市社区相比,我国农村社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储备等方面处于劣势,探索适合农村文化和现实的矫正制度是矫正工作者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社区矫正工作实施以来,河北省在完善法律制度、建立工作机构和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有所创新,但农村社区仍存在村民参与少、有关部门配合不顺畅,矫正措施层次低、工作队伍专业化不强等问题。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结合农村实际,进一步转变观念、规范职能、提高矫正措施水平以及重视工作队伍建设,以推动农村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     

甘肃省社区矫正工作调查研究

甘肃省自2010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初步建立了社区矫正的组织体系,在社区矫正工作制度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制约了我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为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我省仍需在完善具体矫正措施、建立专业工作队伍以及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理性构建——基于对南京盘城街道社区矫正司法实践情况的调研

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实践中成绩与问题并存。南京作为我国社区矫正的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在长达7年的摸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社区矫正制度,但暴露出的问题也反映了社区矫正工作在国内普遍存在的积弊。要使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首先解决社区矫正适用范围、执法主体、矫正措施等制度性的问题;而从大的方面来看,社区矫正的构建,归根结底还在于对行刑个别化和行刑社会化原则的贯彻。     

我国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研究

社区矫正执法队伍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的范围、职权、身份、组织架构等,直接影响着社区矫正的工作质量。目前,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中存在着执法人员身份争议较大、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的权责不清、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管理体制混乱等问题,因此,应借鉴国外矫正官专业职务体系的经验,建立专业的矫正官队伍体系。     

我国社区服刑人员“异地管理”问题研究

社区服刑人员"异地管理"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面临的甚为棘手的问题。尽管我国出现社区服刑人员"异地管理"现象具有客观必然性,但其易造成衔接工作不到位、执行监管不得力、矫正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因此,建议设置县级统一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建立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心思系统,补足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相关内容,以尽力化解"异地管理"之难。     

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河南省X县社区矫正中心为例

《社区矫正法》的施行对于彰显我国宽严相济、保障人权的刑事理念以及提升刑罚执行的效果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对河南省X县社区矫正中心的实地调研中发现,权责失衡、管理不力、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因此,要走出社区矫正工作的困境,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完善社区矫正机构的权责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建立社区矫正综合管理平台,提升管理水平;加强社区矫正机构队伍建设,增强工作实效。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状况,反映了国家刑事法制建设文明与进步的程度.我国的社区矫正尚属起步阶段,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需要研究和探索.只有在实践工作中不断地总结,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才能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现代化法治理念的社区矫正制度.     

关于建立我国社区矫正官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司法行政部门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监禁刑执行的主管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参与领导和管理社区矫正无法律依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无执法主体资格。建立社区矫正官制度,是以社区矫正官为中心,广泛动员其他社会资源参与社区矫正,既保证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以及刑事司法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又解决了社区矫正地域相对分散、人力资源相对不足的困难。     

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矫正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以上海市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社区矫正工作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上海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矫正有着深厚的法理基础和政策支持,其角色定位也应当由参与配合型向协同支持型转变,并且在社区矫正中着重突出其宣传教育、专业矫治、辅助执法、福利保障和资源整合的五方面功能。     

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及面临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已于5月1日起正式实施,社区矫正被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无疑促进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但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当前还存在着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识存在偏差、非监禁刑适用比例偏低、社区矫正工作主体亟待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机制还不能做到规范运行等问题和制约因素,严重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论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开展社区矫正效果评估工作的重要环节,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结合项目评估的相关理论知识,以社区矫正工作实践状况为基础,对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指标与指标体系等内容进行科学的界定。依据重新犯罪率、心理矫正两项指标在社区矫正效果评估中的地位,以社区矫正各项指标内容的确立为基础,尝试建立初步的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并由此提出目前社区矫正效果评估需要解决的命题。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分析

从2003年上海首先开始社区矫正试点至今天,社区矫正对于中国刑事法律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是决策层在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现状基础上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有其深层次的制度优越性考虑,既充分认识到了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要求,也正视了社区矫正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总的来说,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论社区矫正制度与我国刑法的进一步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社区矫正制度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憾。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与推进,作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我国刑法加以进一步完善已成为必然的选择。对于《刑法修正案（八）》中确立的社区矫正制度有必要从立法上作进一步的完善：一是应当在刑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二是应当在刑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为目前试行中的＂五种人＂,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三是应当在刑法中确立社区矫正前的社会调查制度,明确调查评估主体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及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     

社会治理模式改革背景下对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解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要求"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体现了决策层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充分重视,也体现了决策层在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社区矫正制度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有其深层次的制度优越性考虑,既充分认识到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要求,也正视了社区矫正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社区功能与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社区矫正是源于西方国家的一项司法制度,引入我国后,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社区制度性功能定位,社区矫正将会失去其原有的品性,最终演变为社区的矫正。当前实践中的社区矫正制度种种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对社区功能的误解,其根本出路在于重塑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情感基础的、能对其成员进行教化的社区。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比较与重构

社区矫正作为国家一项刑罚执行措施与罪犯瑰造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社区矫正的特殊组成部分，通过社区矫正与未成年人服刑工作的结合，可以矫正未成年人的行为及心理。解决未成年人服刑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立法系统性、管理制度独立性、对象适用广泛性、监管手段全面性等存在不足。可以借鉴国际社会未成人社区矫正经验，总结本土化的社区矫正谋略，探索地方实践模式，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立法的可行性及立法重点探讨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而言的刑罚执行方式，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基本实现了通过立法来对社区矫正进行全面的规制。我国对社区矫正进行立法具有可行性，立法的重点应聚焦在矫正队伍建设及人员素质、矫正措施和手段、财政保障机制以及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等方面。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风险评估体系的思考——基于再犯危险的分析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机制应当贯穿于判决前、入矫后、解矫前三个阶段,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应严格按照＂首要标准＂的要求,每个阶段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犯危险进行分析和评估。判决前矫正期内的再犯危险评估是基础,评估的重点在于社区风险的防范;入矫后的再犯危险评估是根本,以消除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危险性人格,不断提升矫正效果为目的;解矫前的再犯危险评估是关键,以实现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