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统一战线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具有特殊的优势和作用。统一战线能够为社会治理整合社会力量,提供智力支持,协调利益关系。当前,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面临社会公众参与程度低、社会组织行为能力弱、社会矛盾化解难度大以及社会治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应当发挥统一战线凝聚力量优势,提升社会公众参与度;发挥统一战线人才智力优势,增强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统一战线协调关系优势,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发挥统一战线民主监督优势,健全社会治理体系。     

基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视角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要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发挥居民自治作用。基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视角来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要坚持"政府推动,社会共建"原则,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二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组织作用,广泛开展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三要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社会治理视阈下加强社会心态建设探讨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进入了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心态出现了失衡,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创新社会治理,迫切需要高度关注、积极引导社会心态建设,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变动规律,建构理性精神,消减弱势心态,积极培育健康心态。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既是十八大提出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也是中国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不仅从表述方式上体现了社会管理方面的变革，也从实际操作层面引进了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活力的各种举措。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凸显,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巨大挑战,必须要处理好社会治理中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立足国情与借鉴国外、政府推动与群众参与的关系,深入研究规律,更新理念,整合资源,创新体制机制,通过深化改革,努力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从政府对社会单向度的管控向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转变,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的新局面。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社会和政府的关系,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在社会治理创新中,推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把社会组织纳入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做好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从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中广大统战成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深化社会组织改革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企业)被公认为当今社会治理的"三大支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社会组织发展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化社会组织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育,成为推进社会建设与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     

积极预防与有效化解: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我国行政纠纷的实质消解战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发展战略。社会治理方式由社会管理创新到社会治理创新的革命性转换既表明了实现行政纠纷实质消解的紧迫性和正当性,也为确立行政纠纷实质消解战略提供了全新的双重维度:导正人心以实现积极预防,健全制度以实现有效化解。由此才能形成便民、协调、公正、有效的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容,提出了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正确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准确把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特点,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保障。     

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激发“人人尽责”的治理活力,实现“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引发的社会主体利益分歧、社会治理权责边界模糊可能降低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可能削弱社会治理意识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多措并举以切实有效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性表现及对广州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获得了持续的创新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丰富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内涵、积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智能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革命”,提高基层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和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基于此分析“枫桥经验”对广州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并提出对“枫桥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构造广州基层社会治理三个新的“增长点”:扩充基层社会治理目标内涵、激发调动社会要素的活力和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中西贯通”。     

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武汉市一个城中村的实践调查

城中村在从“村”向“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社会转型与治理需求复杂化是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在原有集体土地产权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治理结构双轨化、治理策略弹性化与治理资源多样化运作,城中村治理呈现如下格局:集体主导的村治结构与社区治理结构并存;综合性治理与专业化治理互动;正式治理资源与非正式治理资源互补。这种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本质上是城乡两种治理要素、治理思维和治理机制的结合与互动,对于避免基层治理体制僵化、缓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辩证看待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在城中村治理中独特的体制资源优势。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带来了治理技术的安全隐患、治理主体的替代 危机、治理行为的价值缺失和治理责任的模糊不清等风险。人工智能的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 性、赋能治理与侵犯权利的双重效应以及兼具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的自反是其风险根源。人 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规避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性公共政策框 架。概而言之,要以数据与算法治理为基础,加强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源治理;以优化与完善社会政策为保障,彰显技术治理行为的价值理性;以风险评估与社会实验为手段,开展人工智 能风险的监测预警;以社会合作与共治为架构,推进人工智能风险的协同治理。     

新冠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密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发挥“五治”合力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传染性极强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特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考”。处置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把握预防、管控、救治三个环节,既尊重生命又保护健康,多元治理主体要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完善问题导向、科学思维、依法防控的联防联控联保联护机制,提高合作治理效能。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紧急行动、全力奋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加快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德治、法治、自治、智治”的合力,共同打响打赢疫情“防—控—治”的人民战争、攻坚战、总体战、阻击战。     

农村经济社会变迁与基层治理转型——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变迁推动了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即村民自治的崛起。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还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与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根本途径,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当前我国农村不仅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缺乏社会资本。从社会资本的建设入手,能够为解决农村长期以来的“集体行为困境”提供另一种路径选择。     

Rejection,Embedding, Bite: Social Organization Action Strategy and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Logic: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on Public Interest Venture Based on S City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organization system has realized the intentional transfer from “double management” to “incentive cultivation”. The autonom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has obtained rapid expansion, and then pushed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 ecology. The venture philanthropy system accelerated the adjust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three strategies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he venture capital system through the trial rule rejection, the active system embedding and the destructive system reverse biting. Each adjustment implies some kind of considerations, which are to adapt to the rational logic and the reality of their own growth needs.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further discusses the issue of the autonomy of the border, and proposes that the autonomy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will also cause the destructive consequences if it breaks the limits of the system itself.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个城市多元治理的工具创新

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保障公共服务支出的稳定性,2007年英国首先提出社会影响力债券(SIB)模式。它是一种新型合作治理伙伴关系,通过向社会发行债券融资,建立资金池委托服务提供方生产公共产品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由政府根据绩效向投资者支付本息。其典型特征是“政府退出生产”“为结果付费”。凭借巧妙的机制设计,SIB能够作为市场融资工具、多元治理工具和监督考核工具在城市管理领域广泛应用。未来可通过培养综合性的中介机构,积极出台政府支持政策,调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评估机构专业能力,推动SIB成为中国城市多元治理工具。     

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外部动因

政府对自身基本职能中社会管理职能的不断强化日益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强化社会管理职能要求创新社会管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的顺势之举，是对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回应，也源于市场经济深化、价值观念变化、社会结构出现重大调整、社会公平公正遭遇困境、社会隐患日益显现、社会组织发展迅速等因素的推动。对外部动因及其影响机制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探讨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价值·目标·途径: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思考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标志着执政党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以公平正义、多元协商、合作共赢为价值基础,依循法治化、制度化的途径,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为国民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治理创新只有从价值、目标和途径等维度进行系统思考、统筹推进,才能不断提高其科学化水平。     

“更好规制”:规制治理的新理念与新追求

21世纪以来,“更好规制”成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规制改革的流行标签。通过规范规制决策的标准和程序改进政策制定和规制方式,减少政府规制行为的负面影响,提升规制质量,发达国家将“更好规制”作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改善规制治理的新理念与新追求,以增加其行政合法性,并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厘清“更好规制”的兴起背景,阐明“更好规制”的理论内涵及主要工具,借鉴“更好规制”的合理之处,对推进我国规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建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制体制,必须转变规制观念,树立“更好规制”理念,改进规制方式,建立规制影响评估、规制协商和信息公开制度,促进规制工具的动态组合与优化,提高规制治理效率和规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