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权法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乃是哲学中因果关系理论在法学中的运用，与哲学中的因果关系认定相比，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虽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关侵权案件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并不相同，但其价值追求却是相同的，即追求公平正义。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主要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不是立法问题．因此在侵权法中设计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应当采取司法主义的逻辑进路。     

对刑事诉讼价值设定的法理思考

刑事诉讼的价值判断将直接影响到诉讼公正的实现。而对中国影响至深的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必然使得刑事诉讼更多地关注对犯罪的控制与打击。在对传统法律工具主义的批判过程中,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了个人权利优先的诉讼价值,而这种价值的确立得到了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法治理念的验证。     

民事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与法律思维——请求权一法律关系双向分析法

一个案件需要解决的法律焦点问题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解决每一个焦点问题可能只有惟一可适用的法律规则,体现一种法律价值,但更多的是体现不同的法律价值或者社会价值。文章分别从律师视角和法官视角分析了两种不同法律思维方法。律师的进路是法律关系-请求权分析法,法官的进路是请求权--法律关系分析法。法官在裁判中追求什么样的价值,需要在深思熟虑后慎重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平衡,甚至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平衡。追求什么样的价值,作出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往往会影响分析案件的思路,决定裁判的不同结果。     

论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

长期以来，我们对法律推理的研究多限于以逻辑为基础的研究，这是一种法律形式化主义面孔的刻画，法律推理中价值判断具有必然性。文章对法律推理的性质和过程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探讨，并对法律推理中基于对法律解释和案件事实的价值判断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并主张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侵权领域最密切联系理论之发展

自从最密切联系理论在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得到确立一来，对其他国家涉外侵权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价值判断却一直为各国理论及实务界所争论。法院在审理涉外侵权案件时，应在最密切联系理论的基础上，考虑侵权行为的社会价值和法律适用的实体结果，实现法律选择的实体化。     

论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

长期以来,我们对法律推理的研究多限于以逻辑为基础的研究,这是一种法律形式化主义面孔的刻画,法律推理中价值判断具有必然性。法律作为人类实践理性的产物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对法律推理的性质和过程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对法律推理中基于对法律解释和案件事实的价值判断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真地对待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试论程序正义的意义

程序的意义，可以说就是程序正义的价值。针对这一问题，先后有四种关于程序正义价值的理论：绝对工具主义、相对工具主义、经济效益工具主义、程序本位主义。鉴于此，本文在阐述程序正义的意义内容中，先就这四种程序正义价值模式作以评析，再阐述程序正义的价值所在。     

侵权法救济功能的反思与修正——以“移情”为视域

侵权法对救济功能的追求，促使保险制度充分融贯到了侵权法的运作中。侵权案件借此实现了良好及时的赔付效果，但加害人在案件中的参与限度却越来越低。这使得加害人无法得到良心惩罚和行为威慑，受害人无法获得心灵慰藉和理念公平。个中缘由在于侵权事件中“移情”的消减。所以，侵权法的救济功能需要进行情感主义的修正，愈疗法理学、关怀伦理学、私人惩罚论能够融贯到侵权法的哲学基础中，为救济功能提供一种兼顾金钱赔偿和情感修复的救济规制进路。     

论价值权衡论证的道德根据

在法律推理中,直觉先于理性思维。直觉感受到的价值以及价值秩序构成了法律推理的前设和基础,理性思维的功能则在于对这些前设进行证实或证伪。价值以及价值秩序是一种现实存在,具有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性、一般性,因而能够成为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的基础。这个基础构成了法律权衡论证的道德根据,这个理论框架在法律实践中有助于实现法律正义。     

价值衡量的十大进路——对法理学方法论之谜的破解

价值衡量有实证主义、本质主义、相对主义等十大进路,其各有所能亦有所不能,即能从不同的角度对该问题作出不同的解答,但这些解答本身亦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因此,在综合各种进路优点的基础上,应以现实法律规制的需要为出发点,予以辩证的、理性的和合目的的取舍。     

一种法理学的视角：法律价值论对非法证据取舍的影响

非法言词证据与非法实物证据的取舍在标准的掌握上本身无实质性区别,取舍的标准首要在于对“非法”所涉的法律价值的判断问题。法律的价值包括秩序价值(形式价值)和正义价值(实质价值),其中法律的正义价值是法律的核心价值。证据的“非法性”虽损害了法律的秩序价值,而无损于法律的正义价值,该项非法属于形式非法,而非实质非法,该证据的“非法性”对证据的取舍则无影响。从法理的角度看,证据的“非法性”作为一种符号学的意义在于反映证据的外部特征和法律特性,并非为决定非法证据取舍的一个直接因素,而起决定作用的是“非法性”对法律正义价值影响的状况。     

对监狱罪犯劳动价值的现代性思考

法的价值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将罪犯劳动的价值问题置于法的价值范围考虑,是法律研究的重要课题。首先,监狱组织罪犯劳动的性质有别于社会普通的劳动;其次,罪犯劳动价值是以监狱的存在为前提的,而监狱自始至终都渗透着法的属性,因此,研究罪犯的劳动价值离不开法,同样,法学研究也不能缺少对罪犯劳动价值的研究;第三,对罪犯劳动价值的评判,应符合时代语境,并进行劳动价值的现代性考量。     

法律解释合法性的逻辑结构

法律解释合法性问题不同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合理化问题,而不是正义论问题。法律解释的合法性结构应当是由形式理性的法律推理、“价值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交往理性的社会认同构成的完善的法律——社会过程。     

我国能否引入英美法上的简易判决？

美国法上的简易判决，是在当事人双方对案件要件事实不存在实质争议且一方当事人有权获得有利判决的条件下，法院做出的一种不经庭审的实体终局性判决。简易判决被美国从英国引入后，与美国的诉答程序、证据开示等制度紧密结合，具有过滤案件、避免无益庭审等功能。虽然这项制度对我国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但是鉴于目前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不完善以及事实认定方面有很大的任意性，暂时不宜引入该制度。     

论公平在侵权责任法中的价值

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虽然没有将公平责任作为归责原则,但并不能否认公平在侵权责任法中的价值。公平原则是侵权法制定和实施的基本准则,个别情况下可以直接适用。《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公平责任曾是法院裁判的归责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也是公平的直接体现。     

论意思表示错误中的“性质错误”

私法自治强调的是当事人以自己的意思发生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以法律行为就是实现私法自治的最佳手段。作为法律行为核心要素的意思表示的完整、无瑕疵，便成为私法自治的重要因素。但是，法律如何在意思自治和交易安全的矛盾中做出价值判断和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性质错误作为一种特殊的动机错误，在法律的价值判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罚的违法性:一个中国视阈的思索——兼论刑事政策对可罚性判断的规范化意义

可罚的违法性是大陆法系违法论的重要内容,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的"但书"和罪量规定也有轻微行为出罪功能,不能以"但书"作为直接出罪依据,罪量规定能在罪质与罪量两维度区分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明确性只能做到相对明确,宣示考察罪量因素的"但书"应坚持,但标准应交予法官把握,罪量规定应删除。刑事政策作为可罚性判断的影响因素和刑法解释的填充实体,将价值判断与刑法规范关联起来。     

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反思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仅要考虑行为的客观法益侵害性，而且也要把行为人的主观要素考虑在内。通说对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不仅自相矛盾而且还造成诸多理论上的困惑。而通过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只能根据行为对法益造成的侵害或威胁为基础进行客观判断，而不能考虑任何主观因素。坚持行为社会危害性判断的客观性，意义重大。在理论上可以合理地解决这种矛盾和困惑。同时，其实践意义是可以保障人权，避免犯罪认定的扩大化而导致的冤假错案。     

浅论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力。适度的自由裁量可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体现法的灵活性。依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从立法、司法监督、执法等环节进行控制,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社会与刑法的价值追求

刑法蕴涵着静态的法律规范和通过动态的法律运行环节而达到的某种秩序或状态的双重含义,前者表明了刑法的价值,后者强调的是刑法的某种价值追求。从对刑法价值已有的研究成果入手,将刑法的价值追求定位于和谐社会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刑法的价值在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得以统一,刑法的价值追求在和谐社会的追求中得以实现,通过刑法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正是刑法价值追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