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公信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关公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关公精神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源泉。研究关公精神的价值内涵和关公信仰的形成、发展,对今天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民族的精神信仰对法治的作用

人们长期形成的精神信仰,也在经常地、长期地制约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只追求法治,而忽视人们的精神信仰,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法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是与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密不可分的。基督教中的“摩西十戒”构成了西方法制的基础和内核,人们追求法治与信奉上帝是熔为一炉的。中国要真正实现法治,就必须高度重视人们精神信仰的塑造与养成。     

丰富多彩的台湾关帝庙文化

关帝信仰在台湾的兴盛使台湾产生了大量的关帝庙，也产生了不同的信仰圈和祭典方式。台湾的关公信仰，主要由福建闽南的移民将家乡的关帝庙香火带到台湾，并在各台湾宫庙繁衍了许多有关关公灵迹的传说。台湾许多关帝庙不仅是当地群众信仰中心，大量吸纳信众的资金，也注意对社会的奉献。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为何能赢得中国

毛泽东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帜”；邓小平说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深刻地揭示：信仰坚定，党的事业才可能昌盛；信仰淡化，党的事业则会受挫。 中国共产党靠什么把一个近8000万人的大党凝聚起来？是信仰。靠什么让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成为了燎原之势，使“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赢得了中国？还是信仰。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信仰坚定，党的事业才可能昌盛；信仰淡化，党的事业则会受挫。     

诚信晋商与信用山西

在意识观念上,晋商主张道德为先,见利思义,利以义制;在精神信仰上,晋商尊奉关公,讲究信义;在对待顾客上,晋商坚持“信誉第一”、“顾客至上”;在对待同行伙友上,晋商注重诚信互济,讲究公平竞争;在产品质量和销售上,晋商视质量为生命,注重信誉,薄利多销。晋商的这种诚信精神,对建设信用山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价值·信仰·中介——论志愿服务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途径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此之前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报告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志愿服务放在一个部分进行表述，表明党和国家把志愿服务活动提高到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和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高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成为信仰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信仰必须经过由“可信”到“确信”的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信仰必须重视“活动”的中介作用；志愿服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信仰的重要中介。     

明清之际关公信仰的法文化解读——以关公显圣司法故事为中心

关公信仰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民间传颂的英雄人物到全知全能的神明,关公信仰在内涵上不断演变。关公显圣司法故事集中出现于明代,从而将司法职能赋予这样一个已经具有多重职能的神明,由明入清,司法职能又迅速从关公信仰中消退。从法文化角度解读这一变化,有助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了解明清之际的关公信仰,同时也能借由文化层面的更迭更好地透视法律及其运行状况的变迁。     

新时期大学生信仰现状的质性分析——“90后”对“90后”的信仰评价

对36名“90后”大学生进行群体信仰调查并进行质性分析，发现大多数学生使用消极和负面语言。对“90后”大学生信仰的正面评价是：信仰坚定，积极向上，理性客观；而负面评价是：信仰不明确，功利化，自私化，现实化，目的化，自我意识强，信仰淡化，对宗教的兴趣增大。造成“90后”大学生信仰缺陷的原因包括家庭、社会、学校和个人因素。应从家庭教育、网络引导、社会宣传、学校培养、自身发展等方面加强对“90后”大学生的信仰教育。     

“五·四”精神历久弥新

对于什么是“五·四”精神，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新时代的“五·四”精神首先表现为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各种诱惑时时考验人们的环境下，保持对真、善、美不懈的追求和信仰。让这种追求和信仰成为我们行动的旗帜，指引我们的思想达到新的高度。     

权利：从法律到信仰的路径选择

西方法律传统是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没有基督教信仰就不会有西方法律信仰。而在缺失基督教信仰传统的中国,凭借什么铸就人们对法律信仰的精神理念?选择什么路径完成人们从法律到信仰的精神朝圣之旅?本文认为,“权利”是从法律到信仰的最佳路径选择。因为从宗教信仰到法律信仰最根本的因子就是“权利”;权利是法律的精神与灵魂,没有权利的法律即非良法;“权利”能够成为中国法律信仰的因子;没有权利信仰,就不会有法律信仰。     

“内圣外王”的德性领导

"内圣外王"既力图通过内在德性的修炼,展现自己的道德影响力和人格力,又将内在德性扩展为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为仁由己,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影响、教导以及引导追随者和社会大众,力图实现润物细无声的德性领导。"内圣外王"的德性领导是一种建设性的努力,"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能成为"圣人王",更是一种精神隐喻,旨在最终实现一种"不知有之"的自我领导。     

《民法典》诚实信用原则对不当商标申请行为的规制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同样贯穿于商标申请、使用等行为的各个方面,民事主体无论是申请注册商标还是商标使用都需严格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以《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的"其他不良影响"对系列"火神山""雷神山""李文亮"商标的注册申请进行"管控"。但"不良影响"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而非商标申请行为可能会产生消极、负面影响。运用"不良影响"对不当商标申请行为进行管控不符合商标法的立法本意,以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规制更加合适。     

和而不同：儒家与基督宗教对话的可能性

儒家与基督宗教分别以特异性的“忠孝”与“爱神”作为本根至上的终极正当原则,结果导致它们不仅在理论和现实中陷入了深度悖论,而且彼此间也形成了无法调和的张力冲突,难以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只有运用它们共同包含的“普世爱人”观念,置换它们各自奉行的特异性至上本根,以尊重人权的“不可坑人害人、应当爱人助人”原则为基础,儒家与基督宗教才能通过求大同、存小异的途径,真正实现“和而不同”。     

中国梦背景下民办高校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民办高校核心价值观建设为我国高校的发展方向提供思想指导和精神动力；为凝聚高校思想精神提供信念和内涵上的不竭源泉；为促进高校创新式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为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丰富具体的价值尺度。民办高校核心价值观是高校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凝聚全体校园人共同奋斗的精神动力。因此，建构高校核心价值观是高校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后现代精神与后现代思想家的风骨——从敢于向霸权说“不”的格里芬谈起

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超越。而现代性的一个典型态度是唯我独尊,是“霸道”。因此,向霸道,霸权说“不”就成为后现代精神的精髓,成为一切后现代思想家的共同特征。本文通过世界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对美帝国的抵抗和批判,揭示了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的理论取向和道德风骨: 他们不仅勇敢地抵抗形形色色的霸权, 为弱小仗义执言,而且致力于人类的平等和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 关爱一切生命。主张“尊重他者,倾听他人”。它并非一味解构,而是致力于为我们这个时代寻找“可能的精神家园”。     

中国梦视阈下传统仁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力量。仁爱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汲取仁爱思想中的精华,弘扬仁爱精神,有助于处理好人的身与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助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传统行政伦理:范畴展开、学理基础与形下落实

中国传统行政伦理,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一是,中国传统行政伦理借以展开的核心范畴呈现出一个同心圆的结构,即"德治"为核心,"仁政"与"礼治"为中间层,"忠勤廉诚"为外围的三维结构。二是,中国古代先贤从"内倾"与"外倾"两个角度,探讨了中国传统行政伦理规范的学理基础,即"君权天授"与"本心良知"。三是,中国传统行政伦理规范走向现实,必须表现出可操作性的路径,即礼制、教育与理想人格三个环节的引导。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共识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之所以能凝聚共识,必有其内在的动力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影响机理。个体或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实现的需求,推动着社会实践不断发展,形成了无数个单个实践"意志"所汇合而成的历史"合力",为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提供强大的驱动力。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可信度和推广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体结构和内在联系形成正相关效应。弘扬价值共识,需要对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实现发展成果共享,满足社会大众共同的本质追求,化解社会精神危机,整合社会资源,调控和统摄非主流价值,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共同的思想基础。     

党内精神懈怠危险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精神懈怠危险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所要面对的处于首要位置的危险,如若放任蔓延将会不断侵蚀党的执政根基,严重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实现。因此,我们应当针对当前时期党内存在的“骄”、“懒”、“怕”、“浮”、“奢”等精神懈怠问题,找准滋生病灶的内因与外源,以培育和重塑执政党精神、重构执政党精神动力驱动模式以及拓宽完善党员干部激励约束机制为着力点,构建防范与化解党内精神懈怠危险的有效路径。     

Getting out of the way: on the road to aboriginal self-government

“Now,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give us self government. With what will we govern? They have taken our land! They have taken our timber! They have taken our fish! What will we do?” Saik'uz elder Sophie Thomas on the 1992 Charlottetown Accord. “Recognition and respect for First Nations as self-determining and distinct nations with their own spiritual values, histories, languages, territorie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ays of life must be the hallmark of this new relationship.” BC Task Group Report - June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