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仲裁机构的临时仲裁及其启示

以中国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为首,中国香港已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仲裁机构体系,并在国际商事仲裁界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临时仲裁在香港发展迅速,其比重远远超出机构仲裁。探讨香港仲裁机构的临时仲裁问题,将为我们正确认识内地仲裁法提供一定的启示。     

国际商事仲裁与ICSID仲裁的比较

国际投资仲裁脱胎于国际商事仲裁,许多国际投资争端也用国际商事仲裁机制来解决,但随着国际商事仲裁与ICSID仲裁的发展,二者表现的差异性日渐明显,通过对两者异同点的比较,指明ICSID仲裁应实现“去商事化”的发展.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可仲裁事项

结合一些主要国家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论述国际商事中的可仲裁事项的确定标准及其应当适用的法律,在此基础上阐述我国现行有关可仲裁事项的立法与实践。作者认为,国际仲裁协议项下的某一特定争议能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归根结底取决于相关国家,特别是对特定案件事实管辖的法院所在国对仲裁所实施的公共政策和法律。     

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第十七届国际仲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英文缩写CI．ETAC)承办的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英文缩写ICCA)第十七届国际仲裁大会。於5月Ⅱ6日一Ⅱ8日在中国北京召开。大会主题为厂国际商事仲裁的新视野和展望』，重点研究了中国仲裁与调解问题。特别是投资争端解决、临时保全措施和裁决执行等问题。     

简评《2010年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

通过介绍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最新版本《仲裁规则》（第四版）,并将之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较早版本《仲裁规则》（第三版）进行比较,简要评述新旧版本之异同,指出该最新版本在功能和制度上虽具有一定的新意,但也有可能在实务中引出更多的问题。总体而言,该最新版《仲裁规则》更加突出地体现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管理案件的功能和仲裁庭自主进行仲裁程序之间的平衡,有望促进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略论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问题

可仲裁性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一个基本范畴，在仲裁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不仅直接关系到具体争议解决的途径和效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对国际商事仲裁这一制度总的态度，体现了一国的公共政策。     

略论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问题

可仲裁性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一个基本范畴,在仲裁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不仅直接关系到具体争议解决的途径和效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对国际商事仲裁这一制度总的态度,体现了一国的公共政策。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之关系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于各国的立法者,寻找一国社会公共利益与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之间的平衡点是任重而道远的。随着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不断发展,各国立法者对于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的限制也逐渐放宽。本文将分别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以及对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性与公共政策关系的发展趋势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

国际商事仲裁作为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主要方法,在仲裁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定义出发,阐释了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意义,论述了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瑕疵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

有效的仲裁协议是进行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实践中瑕疵仲裁协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瑕疵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取决于瑕疵仲裁协议所适用的法律。从瑕疵仲裁协议特点出发,瑕疵仲裁协议法律适用的方法具有特殊性。必须从其法律适用的角度一方面确定瑕疵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寻求完善和解决瑕疵仲裁协议问题的方法,最终减小因仲裁协议存在瑕疵给国际商事仲裁造成的阻碍。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证据

在当今的国际仲裁中,几乎没有什么人采用在法院诉讼中适用的严格的证据规则。各国法律以及机构的仲裁规则对仲裁中应适用的证据规则只有少数的、原则性的规定,而把这个问题主要留给了当事人和仲裁庭自行处理。在这个领域中,影响最大的是国际律师协会制定的《国际仲裁取证规则》。它是一个欧洲大陆法系和英美普通法系结合与妥协的产物,为国际商事仲裁提供了便利和有效的帮助。其中有许多做法是我国现行法律和实践中所没有的。我国律师和仲裁员在总体上对该证据规则不够熟悉,在中国的仲裁实践中也鲜有适用它的例子。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理解和熟练运用国际仲裁中通行的证据规则将成为摆在仲裁专业人士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评析设立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可行性——维护仲裁的本质

随着国际商事交往的发展和跨国多方当事人合同争议的增多，仲裁第三人问题引起仲裁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在是否有必要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阐明了正反两方的主要观点和理由，并列举了有关国家的立法规定和实践经验，通过从理论到实践的分析，笔者驳斥了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可行性，认为国际商事仲裁的本质决定了仲裁庭的权力来源于仲裁协议当事人的授权，不能设立第三人制度使仲裁诉讼化，失去其自身的优势。     

浅论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及其法理依据

国际商事仲裁已然成为解决当今国际经济贸易纠纷的重要途径.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原则被认为是商事仲裁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其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上仍存在不同的解读和运作.鉴于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的最终目的是使得仲裁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自治性,因此对该原则的理解和解释直接反映了对仲裁本质的认识及对仲裁的支持程度.     

浅谈国际商事仲裁第三人

晚近商事仲裁实践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相继肯定了仲裁协议的第三人应受仲裁协议的约束的主张,并允许第三人参与仲裁。我国现行《仲裁法》中没有第三人制度的规定,但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第三人问题已无法回避。     

在线仲裁初探

本文对在线仲裁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探讨。在考察国际在线仲裁近期发展的基础上，从在线仲裁与线下仲裁的区别角度对在线仲裁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在线仲裁协议，在线仲裁程序、在线仲裁裁决以及裁决的撤销、承认与执行进行了相应的考查，诠释在线仲裁所面临的问题，并对我国在线仲裁的发展方向与模式作出了初步展望。     

我国法律制度对商事仲裁性质的误解——从临时仲裁谈起

仲裁是当今国际社会解决跨境商事争端的最普遍方式。与机构仲裁相比,临时仲裁由于其突出的灵活性和效率性,在许多情况下均得到当事人的青睐,并为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所承认。然而我国法律却对临时仲裁持否定态度,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建立仲裁制度之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拒绝临时仲裁体现出我国法律制度对于商事仲裁性质的根本误解。商事仲裁是建立在当事人私权利基础上的争端解决机制,而并非体现公权力的"准司法"制度,这种误解导致了我国仲裁立法的结构性错误。我国应当以《仲裁法》修订为契机,纠正对于仲裁性质的误解,接受临时仲裁,并对相关法律进行全面梳理和调整,以此打造国际化、现代化的商事仲裁制度。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是近年来国际商事仲裁领域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因为裁决的公开似乎与国际商事仲裁的私人性特征相矛盾,其实它并不会减损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立即公布仲裁裁决,每月公布隐去了当事人信息的仲裁裁决,每年年初原文公布上一年度的所有仲裁裁决,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时立即公开仲裁裁决,满足特殊证明条件之下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这些共同构成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公开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国际商事仲裁本身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也促进了国际商事交往的发展,因此,探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公开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