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症"与贪官

卫生专家洪昭光近日在广州说,"人越腐败,死得越快."因为,病由心生,心理压力是百病之源.腐败者贪婪,也就恐惧,惶惶不可终日,导致身体免疫机能全面下降,极易患病. 据此,一条关于"腐败官员易得‘绝症一的消息,纷纷为许多媒体所刊载. 真的是"人越腐败,死得越快"吗?我以为,这不过是反映了民间的一种主观愿望.人们憎恨腐败官员吞噬国家财产和人民血汗,希望他们得到腐败的"报应",得"绝症"早死.     

论依法"打黑除恶"

本文认为"打黑除恶"是"严打"整治斗争的重点之一.作者扼要地阐明了何谓黑恶势力,它被联合国宣称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作者还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视角阐明正确适用刑法,是毁灭性打击各种黑恶势力的法律保障.     

惩处"洋腐败"要有新思路

事实证明,"洋腐败"已经成了危害中国的新祸源.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彻底铲除"洋腐败"是题中应有之义."土腐败"、"洋腐败"一起反、一并根治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中央重拳治"买官卖官"现有用人体系存漏洞

对丁"买官卖官"这样一种被公认为"腐败源头"、"最大腐败"的腐败形式,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不断出台有关文件和规章制度,但纵观现有用人体系,漏洞仍在,"买官卖官"的土壤还没有从根本上铲除.     

论"权色交易"应当入罪——非财产性利益入罪研究

我国刑法中关于贿赂目的物的规定已经明显的滞后,立法已经落后于腐败的发展。因此,应该修改立法关于贿赂目的物只限于财产性利益的规定,以适应事实上已经变化的社会。把非财产性利益也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之内。本文联系公安部消防局四个禁令、相关法律及刑法本身的相关规定,论述了"权色交易"入罪的现实要求及入罪的可能性。     

基于刑法视角研究“腐败”定义的几个前提问题研究

由于“腐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刑事实体法总体研究上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作为“腐败”最后且最有力规制手段的刑法在处理相关“腐败”犯罪时目标范围的不明确。而此种研究的重点最终不可避免地落在封“腐败”定义的刑法解读上。本文就是试图通过分析基于刑法视角研究“腐败”定义的价值问题和此种研究的可行性，明确基于刑法视角研究“腐败”定义的几个前提问题，为以刑法为主要工具的有效反腐设立一个清晰准确的靶子。     

侵占"不法原因给付"财产的法理探析

对"不法原因给付"财产侵占能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侵占罪在学界有许多争论,不同国家的立法例也对此做出不同法律界定和规范。本文透过对民法上的"不法原因给付"法理分析和探讨及结合刑法上对侵占罪构成要件的要求,根据刑事客观主义原则的分析得出了与我国学界通说不一致的结论。刑法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部门法,其它部门法为刑法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资源,刑法作为一种谦抑之法,它的作用体现在其他法律规范适用穷尽之时,所以刑法应体现迫不得已性、最后性、有限性和宽容性。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有期徒刑缓刑"的若干问题的探讨

"政法研究"1956年第四期发表了孔钊、朱荣华两同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有期徒刑缓刑"的论文.在同刊第6期又刊登了童颜、戈风、郑正非三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有期徒刑缓刑'一文的几点意见"的三篇文章.他们从理论上对我国有期徒刑缓刑适用的原则、考验期限和考验期的考察等多方面的部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现在,我们仅就上述论文中尚待商榷的几个问题,以及他们没有提到、但是和有期徒刑缓刑有关的若干问题提出初步意见,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参考.     

控制腐败需制度文化双管齐下

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中国三十年来经济迅速增长,但是不可否认,官员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么,官员腐败与经济增长为何比翼双飞?有人甚至从中就推论出,腐败是一种中国的发展动力,腐败推动增长,所以有"容忍适度腐败"的奇论。方绍伟(以下简称"方"):腐败不利于经济     

又一种"车轮下的腐败"

公车的挥霍浪费,以及一些官员公车的特权霸道,为人们经常所诟病.我曾写过,这些"车轮下的腐败",实际上是一种腐败的流动广告,对反腐倡廉的社会风气是一种有害的消解剂,亟须加大清除力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的受贿罪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点罪名,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多发性的腐败犯罪。本文以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为线索,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提出刑法规定应该扩大我国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范围,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犯罪构成要件。     

警惕"亚腐败"

当前,在一般的作风问题和严重的腐败行为之间,存在着一 些比作风问题严重,但还够不上腐败的"亚腐败"现象:在权力的 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地 步,但权力本身却又并不那么干净的空间。"亚腐败"作为腐败的 "边缘地带",是干部作风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的必然结果,是诱 发严重腐败行为的温床,也是反腐败斗争遇到的新课题,必须引 起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论刑法上的"从重处罚"

从重处罚必须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从重处罚情节包括犯罪情节与非犯罪情节.将非犯罪情节作为从重处罚的根据是法律明文规定的.非犯罪情节中,只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不存在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应有一个法治时代的新认识;"抗拒从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抗拒从重.<刑法>对首要分子、主犯的处罚仍然体现了"从重处罚"的精神,但与1979年<刑法>相比较,表现为一种"隐性从重".     

对刑法中"危害行为"的反思

行为在现代刑法学中处于基础地位.我国刑法理论关于"危害行为"的研究却相对薄弱,随之建立的犯罪论体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如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狭义共犯人的处罚依据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刑法理论中行为理论的层次缺失."危害行为"应当与刑法中的行为、犯罪行为、刑法评价的行为等相近概念严格地区分并进行重新诠释.     

中国古代性腐败的刑法对策及其当代启示

为制约人性弱点、规范公权力运行,我国古代较为周全地为官吏规定了性腐败的刑法对策,综观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官吏为定罪身份的性犯罪,主要有宿娼罪、监守内奸罪、求奸罪、性骚扰或猥亵部属罪、娶乐人为妻妾罪、娶所监临女为妾及枉法娶人妻妾罪、向案件当事人求婚或"性受贿罪"等;二是以官吏为量刑身份的性犯罪,主要是指官员犯和奸罪与强奸罪要加重处罚。而当下惩治性腐败的主要依据是党纪政纪与司法解释,性腐败的刑法对策处于缺失状态。从现实情况看,党纪政纪难以应对严峻的性腐败形势,司法解释的补位作用也很有限,又鉴于我国有刑法威权文化的传统,因此,刑法介入惩治性腐败十分必要。建议:"性贿赂"应纳入贿赂犯罪的范围;设立国家工作人员嫖娼卖淫罪、国家工作人员通奸罪;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猥亵行为、重婚行为的从重处罚,监守内奸、利用权势奸淫按照强奸罪从重处罚,国家工作人员强奸的从重处罚。     

美国法的"刑"与"非刑"

从理论研究以及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刑"与"非刑"之间的区别都显得十分重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包括美国法在内的很多法律体系当中都出现了"刑法民法化"以及"民法刑罚化"这样的两种并行趋势,从而使得原本尚属明晰的"刑"与"非刑"之间的区隔变得愈发模糊.美国法"刑"与"非刑"关系传统界别往往关注二者之间责任类型的不同归属、行为性质的不同认定、立法目的的不同设定、救济模式的不同特质以及救济程序的不同厘定.本文通过对美国法"刑"与"非刑"二元分野合理性的反思与追问,着力对于美国法"刑"与"非刑"关系之间的模糊地带,特别是所谓的"惩罚性民事制裁"问题加以深入研究,继而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对这一问题加以明晰.     

警惕"腐败亚文化"的危害

关于"腐败亚文化"的危害性,人们对它的真面目还认识不足,但它却已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笔者曾耳闻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某旅游公司为能吸引更多的游客,竟在旅游广告中公然打上了"腐败休闲游"的旗号,并将这些极不规范的广告用语登上了报纸.如"三山岛腐败休闲之旅"、"典型的腐败休闲线路"、"腐败套餐"等等,不一而足.……     

论刑事法律全球化时代的"国民不引渡"原则

在刑事法律全球化日趋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今天,如何有效地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消除合作中的羁绊,已经成为国际刑法需要认真探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从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出发,不将在外国犯罪的本国国民交给外国审判,或者不让本国国民在异国他乡的监狱中服刑,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国家的做法.但是"国民不引渡"给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新形势下采取新的立法势在必行.     

"违法所得"探析

"违法所得"这一法律术语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等事实、情节的认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违法所得"内涵的理解直接决定着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处理。在刑法中,应当将"违法所得"解释为违法行为获利数,不仅符合立法文字原意,而且实践操作可行,不影响经济法、行政法与刑法对非法利益认定处理的合理有效衔接,并且刑事司法实践也逐渐认可了这一点。     

"准抢劫"中的定罪要件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 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 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 定定罪处罚。"这是对"准抢劫" 罪的规定,刑法理论上也称为法 律拟制的抢劫罪。但由于该法条 对罪状的叙述过于简单,要做到 对抢劫罪的准确定罪,就必须准 确理解和把握"携带凶器抢夺"。 对此,刑法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 点。一种可称为客观说。认为:只 要行为人实施了抢夺行为,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