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的背景与内容

全球化世界中充斥的一系列不和谐“音符”是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西方全球治理理论是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形成的国际理论背景。胡锦涛和谐世界思想主要包括和谐安全观、和谐发展观、和谐文化观及和谐治理观等四个方面。     

风险叠加背景下的全球粮食体系转型与中国粮食安全韧性建设

受俄乌冲突、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负担加重，全球粮食体系转型挑战增加。中国是全球粮食体系中的受益者，也是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世界粮食安全与中国粮食安全紧密相连，使得国际粮食市场的变化引发国内粮食市场的变动。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负外部性随全球粮食体系韧性的弱化而日益严峻，影响了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稳定。在全球粮食危机加重、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扩大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忽视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客观需求，打造基于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小圈子，强化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此，中国既要增强自身粮食安全韧性，也要促进全球粮食安全体系去地缘化，以实际作为打破美西方国家的污名化。同时，中国还要以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观为指导，推动“粮食-气候-能源”安全的系统治理，防止关联危机的发生对粮食体系的破坏，助力全球发展倡议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实施。     

“和谐世界”理念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比较分析

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主张在国际层面建立广泛的机制和制度实现国际社会的长久稳定。"和谐世界"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天下观"与"和谐观"共同构成了"和谐世界"理念的主要内容。"和谐世界"理念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认定国家间利益存在和谐性方面有着共通之处。同时,"和谐世界"理念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一致性及对世界政治最优状态的设想两个方面做出了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的判断,为当前世界秩序的调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新时代海外对中国共产党从严反腐的积极认知与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反腐这一现象级的“政治实践”引发海外热议。诸多海外观察家不仅称赞中国共产党从严反腐是从严管党治党的新路径、国家治理能力的新提升、经济持续发展的新保障、大国大党形象的新展示、全球腐败治理的新范例，而且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严反腐的理念和实践已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国经验”，这种经验是值得国际社会学习借鉴的“世界样板”。海外观察家的这些积极认知与评价，不仅有益于更好彰显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有效性与正义性，有助于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和执着、自信、担当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展现了中国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也将进一步鼓舞中国为世界反腐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为国际社会开辟一种尊重差异、平等互鉴及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反腐模式发挥更大作用。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位一体”——学习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既是中国为破除全球发展迷思,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提供的精准方案,也是中国不断发展完善中的新型"国际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绝非一日之功,需要世界各国以政治互信为底线根基,以经济共赢为核心动力,以文化互鉴为价值依托,以心灵亲诚为情感纽带,建成共生、共赢、共识、共亲的和谐新世界。     

从和平发展到和谐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传承与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先后确立了“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和平发展”理念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定的，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纪元；“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面临新的国际形势提出的外交新理念。二者都是综合国内外因素的结晶，体现了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社会的具体展现，是对“和平发展”理念的传承和发展。     

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下行、全球治理缺位和全球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由此引发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益分配和政治主张上的矛盾更呼唤全球治理领域进行深刻的变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其原则、主张和途径等内容是逐渐清晰的,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和担当。中国主张的全球治理基本准则应建立在各国共识基础上,对本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给予准确界定,增信释疑、共谋发展。坚持发展中大国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权利与义务相平衡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加快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核心要素,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与支撑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实现普遍安全、推动文明包容互鉴依然任重道远。“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体现了中国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愿景。“一带一路”与三大全球倡议既在核心理念和总体目标上一脉相承，又在重点领域和治理逻辑上各有侧重，两者协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新思路、新方案和新行动。     

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不同选择对社会进步的历史影响

对世界最具影响的英、美、法、俄和中国五大革命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和不同的政治制度选择。政治发展道路的多样化选择,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的互相尊重、借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美国以武力为后盾输出西方式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新帝国”治理,有违于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是对人类社会和谐进步的重大挑战。     

构建和谐世界何以可能?

作为一个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和谐世界是一种趋势,其可能性主要来自其正当性、继承性和紧迫性。这些特点及逐渐演进的国际社会秩序使构建和谐世界成为一种可能和趋势。另一方面,对于构建和谐世界,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提出“和谐世界”的倡议,到实现“和谐世界”之间,将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推进和谐世界的实践面临的任务非常重。当务之急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在此基础上,再将世界各国崇尚“和谐”的理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和国际机制。尽管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将是长期的和艰难的,但是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就会促进这一目标朝着实现的方向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就是可能的。     

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的大智慧

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是对以先秦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是对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当代国际格局已发生新变化,世界期待由中国来引领全球治理、维护和改革国际秩序。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重点在多边外交与全球治理上开拓进取、持续发力,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建构逻辑与价值外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国际外交场合以及国内重要会议上,反复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进行了深刻论证。它是建构在共同国际权益观、共同利益观、共同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基础之上,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来源,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动力,以历代党的领导人的思想为基础,面对当前世界性发展难题提出的中国国际秩序观。此外,它的价值实现了外延,为世界走向和平、走向共同发展、实现全球治理提供了现实可能的“中国方案”。     

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选择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实现碳中和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关乎经济、生态、民生、政治和安全的全球重大战略，也是涉及到工业革命、能源革命、技术革命、消费革命和治理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实现碳中和宏伟目标，不仅是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还是一个影响广泛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和生态经济社会治理问题。     

能源命运共同体： 全球能源治理的中国方案

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判断， 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解决全球问题， 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 “中国方案 ＂。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不仅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容， 也是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重构的重要举措。 因此， 通过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来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能源供需格局、互利共嬴的能源合作关系、绿色环保的能源发展方式、普适高效的能源治理体系， 对深化国际能源合作， 维护全球共同安全、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 需要世界各国树立命运与共的合作新理念， 坚持低碳环保的发展新路径， 构建能源开发利用的新网络， 同舟共济、精诚合作， 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互利共嬴、共同繁荣的全球能源治理新体系。     

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的新趋势及其应对

当前，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动荡变革期最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就是全球发展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效应”。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摒弃冷战思维，以开放、包容和合作的精神应对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变局。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生态环境过载”作为一种“文明变量”：一种生态文明史观

自工业革命打破地球碳循环平衡，人类社会进入高碳时代。科技的发展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资源消耗和碳排放，这使得人类文明日渐陷入“生态环境过载陷阱”。从长时段文明史的视角来看，人类文明作为命运共同体正面临着严重的可持续性危机，这也对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尽管中国率先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供了一个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但由于世界范围内国家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使其在实践中难以超越全球治理目标与现代民族国家利益优先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面对全球日益紧迫的“生态环境过载”危机，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史观和数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臻成熟，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探索可实现路径。借助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传统生态文化观念，结合日益发达的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培养文化观念和技术相融的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建立人类文明体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共识以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治理观，方可形成21世纪创新全球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理论基础。     

“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

“全球南方”虽然是一个包含多样化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但是“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共通之处——高度关注发展问题。“全球南方”的政治崛起改变了全球治理的博弈格局。随着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大幅上升、影响力空前增大，一种非西方的世界潮流也在重塑着全球治理价值观，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将承担越来越多责任、发挥越来越大作用，以更加有效务实的合作推动全球治理行稳致远。     

身份认知与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建构

国际秩序观是一国如何认知世界、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理念指引，反映了一国政府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立场以及对理想国际秩序的主张和愿景。作为权力、制度和观念因素共同作用的起点，国家身份认知对本国的国际秩序观塑造有内在建构的影响。本文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不仅强调自身“中华和合文化”与“全球大国”的内生身份认知，还在与国际社会的积极互动中确立了“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式改革者”的社会身份认知。这两类身份认知通过国内和国际层次影响着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界定，进而塑造了新时代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立场以及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理想国际秩序主张与愿景。     

中国外援战略新格局的架构

外援战略作为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政治、经济双重功能。它不仅牵涉到我国与受援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而且还关乎“东西关系”、“南北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并对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推动和谐世界构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面向未来，根据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我国应运用战略平衡原则，优先开展周边援助，继续扩大对非援助，稳步开展与拉美国家的互利合作，高度重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积极参与多边援助，理性架构中国外援战略的新格局。     

世界经济治理的政治模式及其启示

关于世界经济的治理,国际政治学家相继提出了联邦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新中世纪主义、跨政府主义、全球治理等理论模式。本文认为,诸多政治治理模式都有其不可避免和不可践行的缺陷。治理世界经济首先应当把经济理论(市场)和政治理论(国家)结合起来,其次应注重培育全球共识,最后要注重经济治理的价值取向,治理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治理的最高道德应该是正义与秩序的统一,这些实际上正是当前经济治理的政治模式给予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