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仁厚爱 春风化雨

仁，是二人合而为一，亲如一体。二人相容相合，有视人如己之意，故“仁”的本意作“亲”解。“二”字之象，上为天下为地，盖“仁”为天地生万物之心、天地佑人类之意。人若有宽恕之心、容忍之心，则所到之处，莫不如春风化雨般，处处见一片和煦之气象。“仁”，诚为立身处世之根本，国家如此，企业如此，家庭如此，人与人之间也如此。     

现代战略心理战谋略要论

现代战略心理战是为了达到国家和军队的战略目标,从政治上精神上瓦解敌方国家及其军队的作战样式,是一种特殊的在谋略层面发挥作用的政治斗争形式。战略心理战谋略的重心体现在:谋大略——通过政治格局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和政治力量对比,占领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制高点。谋全胜——倡导王道,以“全胜”争天下。谋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战,政治作战,以柔克刚。谋巧胜——震慑、策反,多管齐下。     

钱钟书论韩愈

韩愈为中古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人物,钱氏秉其“以变为常”之文学史观,于文本细读之中,推知昌黎之双向接受,并进而体察昌黎为诗文转折关捩原因之所在,同时秉同情了解之态度,于昌黎言行之不合处作平情之论。钱氏论韩出以札记形式,故而形式略觉零散,但细味之,则系统而有条理与钱氏解诗之范式有本末并照之趣,可由此而知钱氏谈诗之“一以贯之”者,并可于钱氏之性情作玄想之体会。     

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历史演进——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思想家们对“社会与国家”问题两千余年的探寻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社会混同国家”的传统国家主义阶段，包括古希腊人对城邦制度的思考、中世纪教权与俗权的论争、霍布斯等为君主专制的辩护等。到了近代，洛克、亚当·斯密等通过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无形之手”等理论试图说明“社会外于国家”，并据此提出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主张。黑格尔则是真正从学理上明确区分社会与国家的历史第一人，并推崇“国家决定社会”的理性国家观念。马克思则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黑格尔的思想颠倒了过来，认为“社会决定国家”，并通过市民社会论和社会有机论加以论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正确阐明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信息时代战略心理战谋划的全胜之道

信息时代的特点为两千多年前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得战略心理战发挥作用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对战略心理战的谋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心理战战略谋划的整体性追求全胜,以综合国力的增强保证全胜,以“不战而胜”的手段实现全胜。     

人权与和谐：法治国家视域的探究

“和谐社会”首先是作为法治国家的基本命题存在的。立足法治国家视域可以看到，人权是法治国謇的基本要素，和谐则是法治国家的内在诉求。以和谐理念统摄、重解人权与法治国家的内涵．进而以人权法治化促和谐，不仅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加强战略思维 深入研究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重大问题

战略一词最早是军事方面的概念,指军事将领指挥军队作战的谋略。在中国,战略一词历史久远,“战”指战争,略指“谋略”。春秋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对战略进行全局筹划的著作。在现代“战略”一词被引申至政治和经济领域,其涵义演变为泛指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和对策。加强战略思维,就是要加强对全局工作的整体谋划,使我们的事业能够均衡持续地发展。     

浅析中国古代的用人思想

我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十分重视人才的使用，由于用人得当，使得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古代的用人思想，从而吸取和借鉴其精华，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用贤则治，不用贤则亡的区才思想看重人才，视为栋梁，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要治理好国家，除了需要一个英明的君主外，还需要一批贤臣良将。因此，古代思想家很重视人才的使用。儒家把能否用贤看作国家兴衰的决定因素。孔子对鲁哀公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请直，则民不服”。（1）“直”即正直之士，“枉”指好邪之人。正直之士位于奸人之上，民众就服从，反之则…     

高等院校贯彻"以德治国" 方略的理论思考

江泽民总书记在跨入新世纪之初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这是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又一次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贡献。这一方略对高校的改革发展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深远意义。现就高校如何贯彻它、实现“以德治校”作些理论探讨。 一、高校加强道德建设是实现办学宗旨的客观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学校“既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文化知识教育,又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思想道德教育”。大学更应该如此,这是因为:     

无为而无不为"新解

“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辩证法思想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具体运用。反映老子和他的后继者们思想的著作《老子》，通篇充满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其内容不仅涉及自然现象、养生、军事等方面，尤其体现在国家治理方面。它对秦以后的中国社会长期产生着重要影响，及至现代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无为而无不为”是辩证统一关系，“无为”是条件，“无不为”是结果。前一个“为”，是指不该不当的错误之为，后一个“为”，是指应该应当的、合情合理的正确之为。也就是说，必须先做到“无为”，才能后得到“无不为”；必须“无为而治”，才能治理好国…     

论孙子的国家安全观

孙子的国家安全观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1、重战、慎战、备战思想 ,体现了孙子“安国全军”的国家安全意识 ;2、涉及国家政治、经济、自然环境、将帅素质、法令制度等诸方面的“经五校七” ,体现了孙子的综合国家安全观 ;3、“兵以利动”的唯利原则是孙子国家安全观的出发点 ;4、运用“伐谋、伐交”和“威加于敌”等手段 ,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 ,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佳选择。     

齐襄王与宋太袓:高明的帝王之“术”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其中“法家”有三种主要的思想流派,分别在主张“法治”的基础上有所侧重。其一重“法”,强调建立法制以约束臣民;其二重“术”,强调运用谋略驾驭臣下;其三重“势”,强调确立权威以震慑群臣。三者之中,“法”与“势”都具有外显属性,而“术”则具有一定的隐蔽属性,特别是某些暗藏于心、不动声色的权谋之术,更是难形之于外。     

我军党的领导价值思想对中国古代军事领导价值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古代军事领导价值思想有如下主要特点：其一，着眼国家政治和民生发展对军事领导作出基本价值判断：军事领导关乎国之兴衰、民之存亡。其二，考察军事活动的动因，明确军事领导的基本价值指向：“兴义兵、安民众、卫国家”是军事领导的基本价值诉求。其三，把握赢得战争胜利的内在要求，揭示军事领导活动的一般规律：重谋略、兴诡道是军事领导实现的基本途径。其四，依据军事活动的效益确立军事领导的一般评价原则：“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是衡量军事领导价值的重要尺度。其五，适应军事领导主客体需要确立军事领导的本体价值：满足利益需要、和谐内部关系是军事领导自身价值的集中体现。其六，综合考量各种要素提出影响军事领导成败的核心要件：人（尤其是民心）是赢得战争胜利、实现军事领导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对中国古代军事领导价值思想进行批判的同时，又吸收其合理成分，是我军党的领导价值思想形成的重要途径。     

中美著作权法的立法基础比较

中美两国著作权的立法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一是它们存在不同的价值观：美国著作权法构筑在“经济价值观”上，为的是保护创作者及有关人员的经济权利，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则把“文化价值观”作为其著作权法的基础，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及促进整个社会交流与文化发展。二是它们遵循不同的传统：美国法与英国法一脉相承均属于普通法系，中国则步日本与德国之后尘而归于大陆法系。     

党建理论争议三题

适应当代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和党的任务的要求,人们对党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认识。有些问题和见解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动和促进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但有些观点也需要商榷,需要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研究。这里略举几例,并试作分析。(一)“政党是国家的前提”。有的书中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与政党的关系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不同,它不论在历史逻辑上还是在政治逻辑上,政党都是国家的前提,即政党建立国家,并领导国家。”还说:“在中国,政党是国家的前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和国家形成了这样的政…     

关注年轻干部的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和改进年轻干部工作，要下大气力抓好培养工作。对那些看得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要敢于给他们压担子，有计划安排他们去经受锻炼，多给年轻干部“墩墩苗”。“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才。”     

宪政经济学的思想与模型

与政府的产生相伴而来的“政府悖论”构成了对人类心智的一种挑战,所谓“政府悖论”是指政府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政府又常常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国家制度的演进表明宪政安排提供了“政府悖论”的制度之解。历史上这     

《孙子兵法》全胜思想与新时期公安装备建设

用《孙子兵法》全胜思想指导新时期公安装备建设,要求通过提高认识、注重人才、规范制度、加强演练、提升软实力等路径,着力提升公安装备体系威慑力,着力提升公安装备体系核心战斗力,实现“自保而全胜”.     

吴趼人和“小说界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等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中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于小说对读者有“熏”、“浸”、“刺”、“提”的作用，“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所以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郑重的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     

论科技证据的科学性判断标准及构建

“科技证据”是否科学，能否进入法庭调查并认定案件事实，判断标准是关键。在对域外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论述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科技证据立法的现状，指出中国立法虽然对科技证据有一些规定，但对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尚无规定，因此，主张吸收域外国家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构建中国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