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     

性贿赂与性受贿腐败犯罪行为刑事立法问题评析

性贿赂与性受贿腐败问题乃当前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性贿赂等腐败犯罪现象是否用刑法加以制裁以及如何制裁是当前刑事司法界颇具争议的问题。性行贿与性受贿往往引发极其严重的腐败犯罪,致使国家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遏制腐败犯罪现象的蔓延,必须有效打击性贿赂犯罪。我国应尽早研究刑事立法对策。     

毒品犯罪死刑若干问题研究

当前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死刑的规定比较原则,刑事司法实践在毒品犯罪死刑适用中对立法意图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科学分析.为体现死刑基本刑事政策,实现刑法罪责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在一些"严重的毒品犯罪"中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在刑事立法中,运输毒品罪不应保留死刑.在有必要对缴获毒品进行定性定量鉴定分析的同时,为在司法实践中规定统一具体的量刑尺度,实现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裁量刑罚标准的统一和平衡,应制定我国的《毒品案件量刑指南》.     

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另一种“动力”——腐败犯罪死刑适用不平等的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经对我国生效,这对我国打击腐败犯罪、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外刑罚制度存在的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分歧,使得我国在打击腐败犯罪的过程中出现死刑适用不平等的现象,这又成为刺激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一种动力。这一现象的产生对我国法制建设带来了危害作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要么在中外双边引渡条约签订过程中,请求对方放弃坚持死刑犯不引渡原则;要么我国废除对腐败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司法实践中,应当从多个方面落实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如不适用死刑、适用轻刑化量刑原则、对犯罪情节轻微者免予刑事处罚、尽量适用缓刑以减少关押、正确合理地适用附加刑等。     

我国民营企业家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民营企业家犯罪是我国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近年来民营企业家犯罪的相关数据来看,不仅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在逐步增加,而且涉罪的类型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分析当前民营企业家面临的犯罪困境,既有自身认识方面的,也有制度设计方面的,比较突出的是"官商勾结"观念中的求利困境、"国进民退"背景下的求生困境和"资本短缺"现实中的融资困境。因此,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消解民营企业家所面临的犯罪困境,帮助民营企业家走出犯罪泥潭。具体措施包括:对民营企业家进行价值观念、法律意识及责任意识方面的引导,提高民营企业家的自我认识能力;完善民营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预警机制及问责机制,进而规范民营企业家的市场行为;改善民营企业家的制度环境;加强民营企业家的法律保护。     

刑事政策视野下贪污贿赂犯罪罪与罚的教义学审视

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的关联日益密切,贪污贿赂犯罪新一轮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则调整应当置于刑事政策框架下进行审视。考察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沿革、司法实践中的规制重点可以发现,有选择性地针对重点犯罪从严从厉打击构成我国贪污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政策。立法上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增补情节作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依据,司法解释在明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情形时采用承诺谋利的观点以及由此规定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的并罚原则,都是这一刑事政策要求在刑法教义学限度内的成功融合;立法上"终身监禁"的规定、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犯罪数额标准的不同步调整以及所列举的具体量刑情节,成为此次规则调整中的瑕疵。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

当前我国腐败犯罪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惩治和打击腐败犯罪尤为迫切。纵观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有效途径是法治反腐,而法治反腐的最佳制度是国家刑事政策。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存在层级不清、体系混乱、衔接不畅等问题,严重影响着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目标的实现。本文在分析我国腐败犯罪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反腐败刑事政策内涵,重新构建反腐败刑事政策体系,转变反腐败方式,尝试建构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反腐败模式。     

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的宽严之道--基于2016统计年度若干典型案例及部分统计数据

民营企业家犯罪治理的宽严之道,应当依据具体犯罪类别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不同原因及不同意义来审慎定夺。通过分析2016统计年度若干典型案例及部分统计数据得出,我国民营企业家犯罪应采取"三宽三严"的治理策略。具体说来,对涉及技术和经营创新、企业税负以及正常经营性融资的问题,应采取相对宽缓的刑事政策;对涉及生产、食品、环境安全、公平市场秩序和腐败的问题则应采取相对严厉的刑事政策。     

新形势下治理腐败犯罪刑事政策及其贯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治理腐败犯罪方面的刑事政策,总体上越来越趋于严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败刑事政策进入"全面从严"的新时期,反腐败理论提高到新的高度,呈现出查处力度大、落马官员级别高、数量多、量刑较重、海外追逃力度加大等许多新特征。从治理腐败犯罪长效机制来看,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国外刑法立法例,在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多个层面予以完善。     

毒品犯罪量刑的过度差异及其矫正

量刑统一是法制统一在司法领域的基本体现。毒品犯罪案件属于重罪案件,其量刑问题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近年判例样本显示,毒品犯罪量刑不统一的现象较为严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相关的法律条文明确性不足,留下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二是法官对刑事政策的解读和把握存在差异,三是毒品犯罪案件管辖不明确,四是辩护人辩护策略的误用。因此,解决毒品犯罪量刑差异过度问题,应细化量刑规范,正确解读刑事政策,限缩毒品案件的管辖法院,提高量刑辩护质量,完善类案检索系统。     

反腐败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犯罪依然频发,为了有效遏制腐败犯罪,需要对当前反腐败刑事政策进行研究。文章在梳理我国腐败犯罪现状基础上,结合反腐败犯罪刑事政策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遏制腐败犯罪的建议。同时提出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要坚持法治化和科学化并进,要和我国依法治国的大局相一致。具体来说,必须做到宽严相济、坚持"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行贿受贿一起抓"的策略。     

毒品犯罪中的毒品纯度价值之提倡

在我国当前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毒品数量是决定毒品犯罪圈的划定和涉毒罪犯量刑的核心要素,但随着新型毒品的不断涌入和掺假毒品的增多,这种完全忽略毒品纯度价值考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却隐性地扩大了刑事法网,也直接影响到这类案件的量刑公正。因此,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毒品纯度的价值应当予以重视和提倡。     

毒品犯罪中的毒品纯度价值之提倡

在我国当前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毒品数量是决定毒品犯罪圈的划定和涉毒罪犯量刑的核心要素,但随着新型毒品的不断涌入和掺假毒品的增多,这种完全忽略毒品纯度价值考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却隐性地扩大了刑事法网,也直接影响到这类案件的量刑公正。因此,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毒品纯度的价值应当予以重视和提倡。     

腐败犯罪的性别差异性实证研究

学术界一直以来有"女性清廉论"和"女性腐败论"等争议。基于9238个贪污贿赂犯罪案例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性别因素不会影响腐败金额,但对贪污犯罪女性犯罪嫌疑人会显著增加其犯罪次数,对受贿犯罪女性犯罪嫌疑人会显著减少其受贿次数;同时还发现对女性犯罪嫌疑人更容易使用非逮捕措施。对此,应当从中立视角来看待性别对腐败犯罪的客观影响,在反腐倡廉建设中不应当对女性干部有所"疏漏",对男女腐败犯罪行为应平等使用强制措施,加强女性职务犯罪特征研究,以提升腐败惩治和预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试论犯罪侦查中的诚信——从法治视角考察

犯罪侦查属于国家刑事司法行为。尽管犯罪侦查是具有极强对抗性和博弈性的活动,但在犯罪侦查中也需要讲诚信,因为缺失诚信的国家刑事司法行为势必影响国家形象,而且也会动摇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心,并将对刑事司法效益尤其是刑事司法的长远效益造成损害。当然,在犯罪侦查中并不绝对地排斥在一些特殊条件下使用带欺骗因素的手段,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这类侦查手段具有一定的法律许容性。     

工具型网络犯罪的实证分析与刑事政策应对

网络新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犯罪急剧异化。工具型网络犯罪是利用网络创造便利或条件,并借此实施犯罪,近年来这类犯罪日益严重,且明显呈团伙化,其可分为网络财产犯罪、网络交易犯罪、网络经营犯罪等具体类型。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的处理存在共犯认定不统一、刑罚适用标准不尽合理、具体罪名认定不尽合适、新型违法行为定罪不足等问题。为有效应对此类犯罪,我国应及时调整相关刑事政策,增加或变更刑事立法,统一司法标准,正确发挥刑罚的作用。     

腐败犯罪的法律控制与国际刑法的演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控制腐败犯罪最重要的国际刑法公约。该公约在国际层面明确了腐败犯罪的定罪范围,扩大了腐败犯罪的主体,发展了国际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首创了腐败资产必须返回机制,突破了双重犯罪原则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拓展了国际刑事合作领域。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