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快推进法治江西建设的若干思考

江西正处在加速发展的爬坡期、全面小康的攻坚期和生态建设的提升期，迫切需要法治的精神、法治的力量、法治的保障，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法治江西建设。法治观念滞后、法律制度阙如与法治人才不足，是制约江西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此．一是要切实维护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与积极推进地方法规创制相结合；二是要推动江西科学发展与加快推进法治江西建设相结合：三是要将加快推进法治江西建设与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相结合：四是要将平安江西建设、法治江西建设与江西政法队伍建设相结合。亟待转变观念．加快制定法治江西建设总体规划，加快法治人才培养．破解制约法治江西建设的难题．为实现富裕和谐秀美的“江西梦”提供法治保障。     

我国传统文化特征及其对法治建设影响探析

我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撑，任何标榜“全盘西化”的法律移植思想都无法在我国生存。建构法治社会需要吸收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及法治观念，但也不能摒弃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借鉴国外有益成果的基础之上，吸收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构建符合中国国情、满足民众生活需求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行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要树立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建设中国特色先进文化；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个人权利意识、法律素质；积极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强调法律实施中程序正义的重要性。     

当代中国法治路径的理论探索

围绕中国法治社会建设所面临的问题这个主题所进行的研究，在我已有的成果中，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如当代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依法治政的宪政价值、中国特色宪政体制的构建等；中国法治社会构建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构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当代中国特色先进法律文化创建的路径：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在具体的法治实践方面，主要有如何完善保障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法律制度，如何完善地方立法机制，     

大学生法治人格及其培养

当前大学生的法治人格主要表现为：“个体优位”观念强，“尊敬他人”待提高；权利观念总体淡薄，维权能力不容乐观；自担责任意识差，机智应对社会责任；政治参与热情不足，缺乏法治追求；知行脱节，未形成良好的法律习惯。封建特权文化的残存，法制建设中的问题，法学教育的价值缺失制约着大学生法治人格的培养。只有完善民主法律制度，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塑造遵法榜样，改进学校法治教育，才能有效培养大学生法治人格。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的研究意义在于，其是努力争取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利，更在于其是实现法治中国化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我国的法治实践。     

论法律职业共同体之于法治的作用及建构

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好坏，除了要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制外，关键还在于其是否拥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鉴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在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了解其概念、形成的社会基础以及对法治发展的作用，结合我国法治发展的现状，对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试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法律文化建设

社会变迁要求法律文化变迁,和谐社会应是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健全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加强法律文化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建设。必须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法律观念转变和法律理论的创新,建立法治主义的法律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法治文化

宣传法律知识,传播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这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宗旨。在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中大力倡导法治文化,对于提高全社会崇尚法律意识和弘扬法治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要立足市场经济发展法律文化;拓展法治文化建设的影响范围,创新宣传阵地。弘扬法治精神,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至关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治精神只有武装了领导干部的头脑,才能真正走进人民的心中。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的标志和原则探析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小平同志为我国实现依法治国提出了一整套标志和原则。即：建立完备的法制体系；民主法治化；法治民主化；法律至高天上的权威；健全的司法体制和程序以及发达的现代法治文化这五个方面全方位的健全完善。     

试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法律文化建设

社会变迁要求法律文化变迁,和谐社会应是法治社会,没有法治就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要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健全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加强法律文化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必须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法律观念转变和法律理论的创新,建立法治主义的法律文化。     

精神培植:“六五”普法繁荣法治文化的前瞻思考

法治文化的建设传播是普法工作的基本任务,对促进公民法治人格的养成、规范公权力的法治化运行、推进我国法治化的进程等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六五"普法依法治理期间,应更加重视法治文化的建设和繁荣,通过法治文化理论研究、法治理念宣传教育、法治教育载体拓展、法治文化环境建设等可行途径,使人们在法治文化的浸润下将法治精神根植于内心,指导人们合法行为习惯和模式的养成。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德治”和“法治”是我国传统的治国方略,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必然需要。     

论领导干部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思维

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中具备必要的法治思维,是行政决策的立足之基、动力之泉和力量之源。法治思维是一种强调守法崇法的思维,与人治思维、权力思维等思维方式相比,有诸多特点。领导干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具备法治思维,是防范法律风险、提高基本的业务素质和落实依法行政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好,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强大推动力量;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绩,是领导干部行政决策必须具备法治思维的基础。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其路径包括:培养领导干部自觉尊崇法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时刻思考依法办事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尊重权利的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必备的法治精神。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尊重法律体系 引领法治发展——对宣布法律体系形成的得与失的考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要想发挥法律体系的规范功能,就必须理性地对待它。现在法律体系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夹击,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轻视形式逻辑的实质思维倾向阻碍了规范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在司法政策中过度强调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能动司法的统一,使得法律的权威性难以树立,法治之路更加艰难。因而,强化形式法治的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特别的意义,要想实现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及其体系的规范作用。过早地批判、放弃形式法治将会使法律失信于民,成为法律白条;过多地讲政治、讲大局等是对政治资源的过度消费。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任何法律都应包含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法治理念是法治活动的灵魂,它不仅决定着法治行为,而且决定着法治的实效。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将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向广度和深度的推进提供精神动力,对我国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理论及其法治传统,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试论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法治进程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中国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封闭保守到开放改革的变迁推动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推动了中国革命型法制到建设型法制的发展,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推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目标的确立;“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法治理念的更新,正在并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治并不反对法律解释,而是和法律解释形成互动发展的关系。但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要求法律解释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法律解释的限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法治国家中法律解释的限度并不相同。法律自身的状况、法律文化传统、形成法治的历史背景等法治建设的状况,制约着法律解释的限度。我国的法治建设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法律解释应当从自由解释转向严格解释,从维护权力的解释转向保护权利的解释。在形式上坚持严格解释,在实质上坚持保护权利的解释,是我国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法律解释的限度。     

难以践行的誓言——关于法官法治信念的考察报告

当下的中国法治遇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司法理念含有太多政治因素，而司法过程中包含着太多的人情等因素，法律效果反而变得不重要了，以至于法律不能以自身独立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我们不反对法律工具主义，也不反对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正常关系，但法律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司法活动不能违背自身的规律和逻辑。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无疑对司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要想使其更好地发挥理念的指导作用，我们就必须认真探寻其实现的方法和途径。法律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法律化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法治不等于政治，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法治对政治有约束作用，法治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然而我们必须清楚，法治服务于政治不能抛开法律的规则和程序来片面地追求社会效果。如果离开法律方法——这一基本的司法规律办案，将会彻底断送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