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法律层面如何认定“过度医疗”

车祸致伤的洪某入住某医院被治愈后，肇事车主及保险公司认为一部分医疗花费是“过度医疗”，因而拒绝赔偿。洪某遂将医院告上法庭。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委托了司法鉴定，结论认定该争议中的“过度医疗”明显。法院据此判决医院赔偿。目前，“过度医疗”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该案的司法审理引发出一连串值得思考的问题——     

披着医疗外衣的敲诈勒索

仅有初中文化的莆田农民,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专治妇科疾病的医生,开起了“博爱”“仁爱”妇科医疗门诊部,继而通过虚构病情,诱导求诊者接受手术牟取暴利。2020年7月1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谢建武为首的8名“莆田系”人员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车轮弹石伤人,车主应否承担责任?

编辑同志 :摩托车车主魏某驾驶满载货物的摩托车快速行驶在公路上 ,突然 ,车轮弹起一小块石子 ,正好击中在路上行走的汪某的眼睛 ,汪某住院花去医疗费２０００余元。汪某要求车主魏某承担医疗费用 ,魏某认为此事纯属意外事件 ,本人无过错 ,拒绝赔偿。经法院审理 ,判决魏某赔偿汪某各项损失２４００元。请问法院的判决是否合理 ?徐胜徐胜读者 :我们认为 ,法院的判决是有道理的。我国《民法通则》第１０６条第３款规定 :“没有过错 ,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 ,应承担民事责任。”第１２３条规定 :“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     

谁来“鉴定”司法鉴定?

2005年12月19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法院再审判决了一桩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此案的再审,再次引发各方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注。因为该案再审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新证据——《法医鉴定报告书》(以下简称《鉴定》)是否造假上。虽然该《鉴定》最终不被采信,但由此引发的“司法鉴定谁来鉴定”问题,却直接而具体地触及了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的“软肋”。     

司法公开之裁判文书说理的公开化探析

根据现代法治的理念要求．司法程序的公开化不仅要将判决公开进行。而且还要求判决理由也必须公开化。说理不充分、论证不严密的判决不但难以求得诉讼各方在心理上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也不利于社会对判决的监督，易产生“暗箱操作”的弊端。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对判决书的制作提出较高的要求，“增强判决的说理性”，“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生动教材”。笔者认为与目前倡导的裁判文书上网不同．裁判文书公开应当更上层楼：裁判文书的说理除了应对具备充实化之外还应对具备人民性即：说理的通俗化、创新化、情理化。     

莆田评案：督促中院整改到位

“原告不能提供法人资格证明，诉讼主体明显不适格，为什么还给予立案？”“明知程序有误，为什么还照样进行审理并判决？”“这样的判决能公正吗？”     

司法上不承认超越法教义学的“道德审判”——对“江歌案”相关观点的讨论

“江歌案”一审判决后,桑本谦教授认为,“江歌案”中的刘鑫(刘暖曦)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但引入“过错冗余”“有难同当”的概念可将一审判决合理化。这在理论上值得赞赏,但从道义层面为司法寻求判决理由的观点有待商榷。二审判决虽以“安全保障义务”为基础寻找裁判依据,但在“安全保障关系”“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直接过错”认定方面存在不足。判定刘鑫在法律上存在过错的另一种思路是刘鑫应承担《侵权责任法》第28条规定的“第三人侵权责任”,其教义学原理在于“双重风险损害原则”。刘鑫虽非直接侵权人,但其行为是他人陷入不可预测之风险境地的肇因,且因过错增加了这种风险的发生几率,应对他人的损害承担责任。司法裁判并不反对道德判断,反对的是绕开法条及对法条进行超越法教义学分析的道德审判。     

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案件的行政判决方式研究——以《行政诉讼法》第77条为视角

2014年《行政诉讼法》对变更判决的条件做出修改，其中“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被修改为“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并纳入新法第77条，同时增设了“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规定。虽然“显失公正”到“明显不当”的变更为法院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而变更判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迄今为止学界和实务界对“明显不当”的内涵及认定标准仍存在争议，对依据本条规定如何理解并在实践中准确适用撤销判决与变更判决的疑惑依然存在。从学理层面对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判决方式的判定作出回应，是当前行政诉讼理论与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值班途中遇害引发“工伤”争论

单位负责人值班途中因工作原因遭同事雇凶杀害。然而，法院却认为被害人是在值班途中而不是在《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于是判决不属于工伤。法院的这份判决是忠实地履行法律规定，还是违背了我国工伤保护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本意？     

社会为“真话”预留了多大空间？

因不堪生活重负,将久病不愈的亲生女儿扔进河里淹死的母亲周模英,4月7日接到广东高院的二审判决。省高院采纳了上诉意见,在广州市中院已经“从轻发落”的基础上,改判她6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对于当事人来说无疑是意外收获,不少法律界人士也认为判决突破了故意杀人罪一般量刑在     

从孙万刚案看法治理念的进步

一纸判决,不仅在生死之间、有罪无罪之间做出最终裁决,更重要的是,在“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两种法制理念的较量中,“无罪推定”最终占了上风,还了犯     

法制博览

洛阳一法院尝试“温情判决”河南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日前下达的一项判决书一反常规,尝试起了“温情判决”。一起发生在继子、后母间的财产纠纷案判决后,判决书有这样一段情真意切的“判后语”:“原告少年丧父,被告中年丧偶,实为人间悲剧。本案双方当事人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双方为继承死者遗产而引发纷争,使本来就已受到伤害的心灵雪上加霜,甚感遗憾!法律虽然可以公正地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继承纠纷,但金钱毕竟无法代替亲情。死者已去矣,亲者尚生存,亲人为死者之财而起纷争,死     

未结案的“亿万”查扣款哪去了？

被称为“中国典当第一案”的湖北联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谊公司”）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致多名高管被刑拘。，本案在历经长达20多个月的审理后于2013年12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结果不是起诉时的非法经营罪，直接改判为高利转贷罪，被告人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湖北省高院。然而，令人’凉诧的是二审还未开庭，数亿查扣款已去向不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鹿城人大:专项监督打击“老赖”

<正>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简称拒执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近年来,“拒执犯罪”严重挑战司法公信力,极大损害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社会对此反响强烈。2022年以来,温州市鹿城区人大常委会在全区范围内首次开展打击“拒执犯罪”联合协作专项监督,全力维护司法权威和群众权益。此次专项监督对象为区法院、区检察院和区公安机关办理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重点监督公检法三家就“打击拒执”案件的配合协作机制。一年间,全区审结“拒执”案件49件,对54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促成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和解金额达5000余万元。     

国内外大事记

日法院做出向中国化武受害者赔偿的判决 9月29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责令日本政府向13名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中国受害者支付总共约为1.9亿日元(约170万美元)的赔偿金。这是日本法院首次就化武问题判决日本政府负有赔偿责任。但日本政府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已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对今年8月4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的原日军遗留芥子气伤人事件,日本政府将向我国支付化武“处理费”3亿日元。     

当法律不能保护替工人维权的工会主席

“一次错误的判决有甚于十次犯罪”，尤其是在金融风暴的背景下。     

“口头卖房协议”效力惹争议

“租客”变“房东”。在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而产生“是租赁关系还是买卖关系”的纠纷后，法院仅凭两个“关系人”的证词，就判决5年前的“口头协议”有效。使得房产所有权易主。     

犯罪有赏

去年10月,美国新墨西哥州卡尔斯巴德地区法院作了一项奇特的判决。根据这项判决,一个犯有枪杀和抢劫罪的名叫巴雷特的人不是去监狱服刑,而是到某大学新闻系深造。法院的条件是,巴雷特在学习期间,功课分数不得低于“C”,否则就要被送回监狱。     

高楼坠物伤人到底由谁担责

随着高层住宅的日渐增多，高楼坠物致人受伤的案件也层出不穷，如重庆的“飞坛”案、“烟灰缸”案及辽宁丹东的“花盆”案等。受害人及其家属因事后无法找到肇事者，无奈之下将二楼以上的住户全部告上法庭，法院也最终判决二楼以上的所有住户共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这种判决，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     

我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一如郑州法院“诚信执行”文章所言,“执行难”历来是法院难啃的骨头。1979年刑法第157条为此规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1997年新刑法同样将该罪列入,以专条即第313条加以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通过的关于刑法第313条的立法解释,为加大执行力度再次提供了有力保障。全国人大代表袁承东近期致函本刊,谈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几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