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国家证成——诺齐克的证成国家路径

诺齐克运用假想的无形之手的故事说明了最弱意义的国家以纯粹自愿的方式产生于一个前政治的自然状态。诺齐克的论证路径直接针对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避免了洛克式路径需要一致同意的困境,表明国家的产生没有侵犯道德边界。虽然与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地诉诸自然权利,诺齐克却证成了最弱意义的国家。诺齐克证成国家的路径是开创性的,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诺齐克的“资格”公正论概观

同罗尔斯齐名的20世纪著名哲学家诺齐克,将公正原则分为三大类型,即"结果状态"公正、"模式"公正和"历史"公正,而他的理论取向则属于"历史公正"范畴。"历史公正"表明,是人们的既往状态和行为,赋予人们"应得"某事某物的"资格"或权利;社会分配的公正与否,不取决于最终分配结果所赖以产生的模式,而取决于是否尊重人们的历史"资格"权利。历史"资格"公正论蕴含三条"最佳公正原则",即"原始获得原则""转移原则"和"矫正原则"。诺齐克继承了近代思想家洛克等人的"有限政府"论,认为政府的角色只能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依法仲裁者而非经济成果的分配者,政府职责仅在于确保公民的基本道德权利免遭暴力或欺诈等的侵害。因此,他断言公正社会的政府就是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小政府",极力倡导"小政府"主义的社会公正之道。     

论洛克的权利观

洛克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经验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文主要是在其著作《政府论》的基础上对洛克个人权利思想观点的研究,洛克在批判菲尔默爵士的＂君权神授＂的前提下,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天赋自由＂的个人权利思想,洛克论述了权力行使的规范性,以及政府权力的来源,并且认为政府的权力只有在公民同意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一个合法的政府。     

异化观上的启迪与超越——试析马克思对梭“社会契约论”的扬弃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间的差异耐人寻味,双方在价值旨趣上虽然都强调“社会契约”对个性价值——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自然权利”的保护,但在具体路向上却各趋一途。在洛克看来,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一种历史进步,因此,人们订立“社会契约”有利于每个人在公共权力的庇佑下获得更大发展;最好的国家是能保障个人“自然权利”的政治制度,这当然非“人民主权”的民主政体莫属。而依据卢梭的视角,人类由“自然状态”迈向“社会状态”意味着人的“社会——理性”异化,所以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在于解决异化问题;最好的国家是符合社会“公意”并克服“众意”(人们出于私心而杂合的异化理性)的民主制度,只有它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人民主权”国家。卢棱的学说强调克服“社会——理     

自由的个人与和谐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新绎

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蕴涵着两个维度:自由的个人与和谐的共同体,它展示了人-社会-国家-共同体这四个因素的内在统一.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不是空穴来风,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发展问题的价值反思,目标是在个人与整体、权利与善的张力中寻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境界.     

正义视野里的国家——罗尔斯、诺齐克的国家观之比较

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规范理论研究的复兴。一大批观点各异的政治哲学家们脱颖而出，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新自由主义的罗尔斯和诺齐克。作为新自由主义旗手的罗尔斯于1971年发表了其传世之作《正义论》，这一著作同时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哲学最重要的文献。罗尔斯的理论受到了其哈佛大学同事诺齐克的强烈抨击，诺齐克于1974年发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两人开始了长期的政治哲学对话，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中独特的风景。本文对两人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国家学说进行分析，将两位大师的国家观进行综合对比。     

法治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正只有建立起法治政府,才能科学界分政府与社会的权力边界,充分保障社会的自治活力与公民权利的生长。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对权利的主张与保护是法治的两大核心主线,只有实现权力的约束才能达到对权利的保护。政府基于公民权利而存在,法治通过对政府权力的规范,既确保公权力为私权利服务,又防范公权膨胀损害私权。所以,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重中之重。政府权力能否被关进制度笼子、政府公共治理和管理社会的方式是否合乎法治要求、行政执法对待公民权利的态度、行政部门执行法律法规的效果等,都是衡量国家法治状况的核心要素。     

结社自由与人的联合

结社自由属于当代人权公约及宪法中所规定的基本人权,是一种具有"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双重属性、用于保障人与人之间形成固定关系的重要权利.在法律性质上,结社自由既是个人的自然权利、消极权利,更是个人联合或结合的权利.在形成"人的联合"方面,结社自由保障了个人社会交往与社会合作的自然本性,有利于使孤立的个人得以集结,并最终为建立市民社会奠定基础.     

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自由观及其权利制约

洛克是近代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先驱,他从“自然状态”入手,论证了公民“自然权利”的正当性.自然法在执行过程中有诸多不便,“以法律保护自由”就成为政治自由实现的前提.从这一逻辑出发,洛克认为,法律与自由实则是权力与权利的辩证关东,法律是自由实现的制度性保障,公民权利边界内的自由才是政治社会中得到法律保扩的自由.这一思想受到美欧革命者的推崇,也是美国宪政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加强道德主体自律培育理性的社会运行机制

道德是自律和他律的内在统一性,只有自律而无他律的道德,实际上是忽视了它借以律己的道德准则的客观依据,只有他律而无自律的道德,只是虚拟的不现实的.在现代社会里,道德自律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相互制衡的制度环境中通过博弈而养成的.只有努力创造适当的社会氛围和制度条件,大力建立和健全法制,人们才会对那些不道德和不正当的盈利行为形成自律和自我约束,诚实、信任、善良的社会道德和道德社会才能最后形成.因此说培育理性的社会运行机制势在必行.     

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四有”公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提出了培育“四有”公民的思想,并把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四有”公民的基本内容。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四有”公民的思想,把培育“四有”公民确立为发展先进文化的根本任务,还把这一任务提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高度。     

权力·权利·权威

国家权力的合法存在是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权利为前提和目的的。国家权力的依法行使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为动力和目标的。实施权力是维护权利的保证,保障权利是制约权力的基础,体现权威是行使权力的根本。权威只有建立在至高无上的国家法律基础之上,人民权利才有根本保障,国家权力才有合法权威,从而真正体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政府行为失范引发道德风险的防范思路及对策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发生一定的成本支出是必须的,但如果通过权利“缺位”与“越位”进行寻租,偏离为社会服务的轨道,异化为集追求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为一身的混合体,则必然导致平庸、无效率和腐败,从而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外在约束,改革预算管理制度,建立严格的审批责任追究制度、违规惩戒制度就成为防范道德风险的一项紧迫课题。     

“以德治国“方略的社会学思考

从社会学角度看,国民的基本道德素质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明水平和社会控制能力;治国的根本在于“治人“,在于通过道德调控,使国民成为具有自觉道德规范意识的文明人;道德约束是社会运行的有效控制力;道德缺失,必然导致国家控制力的减弱;道德精神是一个民族发展自我的内在文化力,是社会进步的公共财富;德法并举是社会进步的整合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构成了完备的治国体系;在社会管理系统中,法治与德治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外在立法,一个是内在立法.两大规范体系的统一,共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实存与现存-当下及其问题

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只有经过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和理解,才能真正找到认识存在问题的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讨论人的存在问题必须先于关于一般存在的问题。也许正好相反。因为从原始意义说,人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般存在者存在,即使是人成为本质自我的存在,他仍然以一般存在者的这种先在的存在形式作为自在的根据。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么认识人的存在又与存在问题有何关系呢?似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提出了著名的存在主义命题:存在先于本质。因此,我们准备沿着一般存在者存在的性质、人的存在、主体的存在及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等这样的思路展开我们的讨论。其实,这样做的一个最基本的理由就是,我们尚不能像伟大的思想家那样“思”:追问“存在”是什么。     

"人的物化"问题与德育的理论反思

从文化和价值层面分析,由对物的依赖性而造成的"人的物化"问题构成了当代人类生存深层的价值危机。面对"人的物化"问题,德育应该直面人类的生存困境.进行理论自觉,以人的方式理解把握、教育人,面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德育,实施德育自身的历史转向.     

论经师与人师

当前，在“应试教育”、“分数至上”及“利益至上”的教育环境下，有如被尊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夫子以及被近代学界称之为“爱满天下”的陶行知之类人师者，时下又鲜有效仿者，综现历史，能青史留名的大师，大多是经师与人师兼备者，所以，教师不仅要成为知识的传授者，更应成为能以实际行动影响教育对象和巨人的道德楷模。     

马克思自然观的以人为本与生态取向

马克思自然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思想。马克思始终把人、人的实践活动、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作为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认为人作为相对于自然来说的主体性存在,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目的,又是惟一可以依靠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能动的调控者。生态取向正是马克思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现实依归。马克思认为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是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条件,同时他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并指出随着生产关系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能够通过全社会的共同控制,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的自然观并不因为主张以人为本而陷入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反,它避免了生态中心主义因主张消极适应自然而陷入生态保护的空想误区,从而在更现实、更科学的基础上体现了自觉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取向。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要求,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手段与目的、当前与未来的有机结合。当前,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更好地贯彻和落实党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更好地反映和体现党的宗旨,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浅析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人的原初本质是思想政治工作起步的理论原点,类本质是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主体性的主要理论依据,社会本质是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的理论基石,人的单个本质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