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政社分开的逻辑进路

政社分开改革意在从源头切断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利益链条,然而在某些地方政社分开改革后却出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谋腐败和社会组织滥用职权腐败等新的问题。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成为政社分开中迫切需要化解的重要课题。随着政社分开改革的推进,各项改革法规和政策中腐败治理措施相继出台,但是由于腐败的错综复杂环境以及与各领域高度关联性,使得法规政策制定名目繁多,却出现"制度重复""制度冲突""制度无力"等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现实困境。因此扭转这种困境的路径就是分步化解政社分开中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软肋,综合考虑各项政策法规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有效支撑,以及全面深化政社分开中涉及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重要改革,从而构建政社分开与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科学体系。     

协作治理视域下精准脱贫中的政社协作问题

社会大扶贫格局形成的同时,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协作扶贫存在着角色尴尬、政社行动意愿博弈、参与环境不足及公共服务提供碎片化等问题,影响了政社互动协作的扶贫效果。协作治理理论为精准脱贫当中政社协作碎片化困境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契合了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治理的工具要求。当前继续完善政社协作体系,加强政府在协作中的主导作用,增强社会组织在政社协作中的协同作用,提升社会组织自身服务水平,是有效解决精准脱贫中的政社协作问题的有效方法。     

国家治理的机理性创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视角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地方空间的实施遭遇了多种相互嵌套、复杂纠葛的难题。破解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空间中,通过对"治官权"、"治民权"、"治事权"的科学分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力配置与治理绩效互评制度,在基层空间真正建立政社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面变革引导社会、市场科学地参与公共决策、合理地表达私人或群体利益、积极地消除城乡差异,以实现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城市治理中的社会组织:政府购买与能力建设

在城市治理实践中,政社关系是重要的变量因素。基于政策激励与利他主义愿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提供了处理二者关系的方案与选项。政府购买能够对社会组织发展产生激励效应。当前推行的政府购买政策具有选择性"培育"社会组织的特征,城市治理需要社会组织具备相应的回应能力。为了达到提升城市治理有效性的目的,政府购买宜在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和参与治理的协同能力两个方面同时施策。     

枢纽式治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发展

近年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迅速迭代,学界和政界深入思考社会组织固有属性,在既"发展得好"又"掌控得住"的原则基础上,提出"枢纽式治理"设想,旨在发挥综合性、联合性、支持性社会组织作用,从体制机制上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枢纽式治理以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为核心,凝聚各类社会组织,整合政府、社会和市场资源,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热情,提升基层公共事务的服务能力。本文结合南京市鼓楼区注册登记类、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建设情况展开调研,深入探讨枢纽型社会组织源起和建构条件,明晰社会组织领域枢纽型治理逻辑,总结鼓楼区依托社会组织推进社区善治的基层实践经验。     

涉政网络事件的治理机制研究

涉政网络事件的发生印证了大众参与的意愿和能力增强,同时也对公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使对逐渐常态化的涉政网络事件进行治理成为政府、媒体、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涉政网络事件不同于一般网络事件,它总是伴随着公权力而发生,不断地挑战公权力的权威性,因而对社会影响的波及面更广。对涉政网络事件的治理应跳出"中心—边缘"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思维局限,实现治理价值取向从平息个体事件、化解具体冲突转化为缓解根植于其本源的结构性矛盾。为此,须构建国家—媒体—社会三方协同的治理机制。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协同共治格局下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功能与限度

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具有增强社会组织自治、社会资源再动员以及推进社会秩序活力与秩序兼具等诸多功能。但在"强政府、弱社会"并未彻底改变的情况下,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面临以下限度:"科层化"治理结构下基层治理活力失衡,"行政化"运作下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弱化,"项目化"运作抑制了社会组织联盟化发展。因此,未来需要着眼于推进权责明晰的社区治理扁平化,建立去行政化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改进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方式。     

合作治理中的政社关系与角色期待——以顺德为例

以调整政社关系为重要政策目标的政府职能改革,为政府与社会组织赋予了新的角色特征。一方面,在角色设定上,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多重角色设定,容易造成双方在合作治理空间中所处的位置与其所具有的权能不匹配;另一方面,在角色期待上,政府对自身以及对社会组织的期待、社会组织对自身和政府的期待等四个层面也会出现冲突。广东省顺德的案例佐证了以上结论。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仍然面临种种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治理发展的三维结构及潜在风险

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发生了急遽变化,社会治理发展与变迁也愈见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从"观念—行动—制度"三者互动演化的视角中可以发现,治理观念的变化始终围绕党政关系、政社关系、政市关系等结构化议题展开。观念变化的持续互动在治理的不同环节、不同层次及不同领域中较为集中地呈现出"法治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行动特征。与行动者行动症候相伴生的是制度范式的不断调试,继而形成了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新型的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在回顾治理绩效的同时,要清醒地看到治理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风险,如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蔓延以及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带来的风险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保持警醒,唯有如此,方能有效地、持续地推进治理变革与善治实践。     

社区治理视角下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运行困境及优化

整合社区资源,培育和发展社区枢纽组织,构建社区多元资源配置网络,成为当前政府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内容。近几年,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成为政府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整合与配置社区资源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我国社区基金会建设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无论其内部组织建设,还是外部环境协调都存在不少问题。本文通过对上海H区的社区基金会进行调研发现,政府"越位"、"缺位"与社会要素支持不足是制约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发展的主要困境。加强政策引导与行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社区支持体系、提高组织自治能力是当前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进一步优化的建设重点。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探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从传统国家管理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向转型,要求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互动。治理理论下的国家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其中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可使其发挥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信任、互惠和网络关系方面构筑新型政社关系,以此了解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社会资本整合的困境,探索社会组织发展路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协同治理能力。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优化路径构建——基于帕累托最优理论视角

2020年是精准扶贫目标实现的决胜年,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成为突破现实治理阻滞因素的重要合作模式。精准扶贫是政社共同参与治理的典型场域,政府单一主体扶贫、社会组织严重缺位的现实困境必将造成国家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社协同精准扶贫是有效破解精准扶贫场域中碎片化、复杂性等诸多现实困境的合理机制,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需从政社信息共享机制构建、扶贫类社会组织培育机制构建、政社协同良性互动机制构建、扶贫量化评估体系机制构建及政社协同精准扶贫的法律体系构建等优化路径入手,以期突破政社协同扶贫治理的参与困局,寻求政社高效协同的有效契合点,从而提升政社协同扶贫效率,实现精准扶贫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以广州个案为例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进程中一种新型的社会利益传递结构,当前对枢纽型社会组织存在不少质疑。基于广州个案的现实观察表明,枢纽型社会组织可以成为成员社会组织的孵化器、行业发展的示范区、协同创新的新平台。但实践研究也暴露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一些问题,如数量严重不足、垄断化色彩凸显、科层化特征突出和扶持效果不彰等,要从去行政化、理顺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双重认同真正实现"以社管社"、提升支持的力度与效果等方面建设和发展好枢纽型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何以有效?——以江西省X市乡镇商会为例

社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相较于乡村社会内生型组织,乡镇商会组织具有资源禀赋上的独特优势,依靠资源输送、服务供给以及权威再造等组织嵌入的方式将发展要素回流至乡村,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在乡村治理转型、关系网络扩展、资源汲取转化以及社会组织党建等动因的作用下,乡镇商会组织的嵌入行为得以发生。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发挥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需要在强化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政社协同的联结机制。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效应分析及建设路径——以天津市为例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出现是为了回应社区社会组织资源整合以及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整合管理两方面的诉求,因而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促进社区社会组织自主发展"与"加强政府社会管理"两个方面。在天津等地的实际运行中,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一方面在整合社区资源、助力社区建设以及创新社区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显现出成效,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重量轻质、发展路径单一、行政化倾向等"发展偏向"。在未来发展中,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应该正确处理与重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提升自身能力与活力,同时需要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作为保障。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技术变革与我国城市治理逻辑的转变及其反思

在当代全球技术变革驱动下,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我国正在从"总体—支配型"社会逐步过渡到"制度—技术型"社会,而互联网技术嵌入到城市治理中以后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发展。近些年来,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和应用下,一种新型的"系统—协同型"社会及其城市治理方式也即将形成。技术变革与城市治理在权力结构、组织方式、时空关系等方面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而城市中的"人"扮演着被治理者与治理者的双重角色,并成为城市治理逻辑转变的核心。未来需要警惕数据驱动的城市主义的肆意扩张,守住人本治理的底线和培育包容性的治理胸襟,处理好技术、制度与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