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下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重构

公私合作是政府解决公共服务低效率供给的治理机制。目前,我国公私合作面临着理念碎片化、功能碎片化、资源和权力碎片化、责任碎片化等困境,需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诸多碎片化进行整体性协调和整合,培育公众需求理念和整体性公私合作模式,建立整体性协调机制,树立整体性责任感,实现公共服务整体性供给和政府组织整体性治理。     

中国地方治理的未来图景、现实困境与实践转向

地方政府作为承接国家部分职能,贴近地方居民的单元,正在呈现出网络化治理的新图景。网络化治理的两大核心内容就是公私合作和合作网络的管理。网络化治理以其扁平化、多元化、网络化、科学化的特征给当前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责任性、合法性、信任机制、行动协调等,使当前地方治理合作网络十分脆弱。为此,有必要从加强问责制、提升合作网络绩效、重塑信任机制和加强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几个方面来完善地方治理合作网络,推动地方治理的有序、可持续发展。     

网络化治理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控权-服务论为视角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所在。戈德史密斯教授和埃格斯教授所提出的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更深层次的公私合作及政府更高水平的网络管理能力,对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结合网络化治理理论,构建网络化政府。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控权-服务论”,促进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简政放权背景下政府“元治理”研究——以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简政放权作为我国政府下一步改革的目标。简政放权并不是说政府可以"一放了之"。政府仍应牢牢把控其核心价值,"元治理者"是简政放权背景下政府最适宜的角色。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是深化简政放权改革的重要一招。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打破了政府垄断供给公共服务的地位,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仍应扮演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中的"元治理者"的角色,主要表现为多元合作供给的激活者、协调者和责任者。元治理对政府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政府需要从完善人事制度、优化组织结构、健全激励机制、完善责任分担机制和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来提升元治理能力。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欧盟公私合作关系中的特许权协议研究

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的精神,财政部开始大力提倡公私合作关系在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公私合作关系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逐渐在全球兴起的一种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它起源于英国,在全球尤其是欧盟国家的公共服务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私合作关系内涵丰富,方式多样,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特许权经营模式。所谓特许权经营是指政府为项目的建设和经营提供特许,由私营公司或外国法人作为项目的投资者安排融资、承担风险、开发建设,并在有限的时间内经营项目以获取商业利润,最后根据协议将该项目转让给政府机构。欧盟作为公私合作关系最发达的地区,已建立起完善的法律规范和判例法体系。因此,本文选取欧盟公私合作关系中特许权协议为研究对象,在理清其发展脉络和立法进程的基础上,着眼于特许权协议的基本原则、法律性质和一般规则等问题的研究。笔者希望在归纳、总结欧盟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能够为下阶段我国特许权协议的立法工作提供法律对策。     

选择性合作:长三角区域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北大核心CSSCI

在当前区域协同发展国家战略背景下,探索区域治理中地方政府参与合作的选择偏好及其差异对于有效推动区域合作至关重要。通过构建选择性合作的理论框架,描述地方政府在推进区域协同国家战略的偏好差异及其现实困境,再运用文本分析的实证方法,分别探索地方政府在各类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现状,总结其选择性合作特征。发现:地方政府在民生型公共服务合作过程中,合作执行的频次明显滞后于表达合作意愿的频次;在经济型公共服务领域,二者呈现较好的匹配,甚至出现合作执行频次高于合作意愿的现象。随着合作阶段的不断深入,长三角城市间的合作关系出现明显的极化趋势,空间上呈现以强带弱、就近执行的特征。     

纵向嵌入式治理:"河长制"引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现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经历了从地方探索到跨省试点,再到全国推行横向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机制、纵向权威的介入以及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当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困境、政府纵向权威过度介入或介入不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纳入"河长制"制度体系中,发挥"河长制"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整合纵向治理权威、促进地方政府横向合作以及融洽公私关系中的作用,解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良性运转与可持续发展."河长制"可以运用政治动员、制定政策法规、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经济激励等纵向嵌入式治理政策工具,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     

澳门法律体系中的软法规范研究

从软法理论视角研究"政府-社团"二元治理体系下的澳门特区,可以勾勒出澳门"硬法+软法"二元法律体系框架。社团章程等社会法规范都属于软法规范,而澳门广义政府立法文件中含硬法规范和少量软法规范。澳门政府立法中的软法规范为政府与民间的持续互动留有空间,防止政府滥用职权,能实现公共治理中的帕累托改进。澳门软法治理实践体现出一国两制下的澳门二元合作治理特色,有效约束软法创制和适用中的随意性,政府也为民间自治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应保持民间自治传统,慎重对待政府立法中的软法规范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科学考评,软法规范密集的领域若需立法可以考虑纲要法形式,可尝试推广消费者委员会"行业守则"模式。     

论农村公私合作中的村民参与——以治理理论为视角

由于政府公共选择与村民集体选择的冲突、村民组织化程度低、参与渠道堵塞、参与意识与能力不足等问题，村民会采取无序的、过激的、突发的方式干预农村公共服务公私合作进程。因此，政府必须重视农村公私合作中的村民参与，通过提升村民参与能力、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拓宽村民参与渠道、建立有效的多元沟通机制等途径，实现村民对公私合作的民主有序参与。     

共治的逻辑:网络化治理理论及对社会治安治理的指导价值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服务演进新走向,其特质表现为主体多元-责任分散-机制网络,强调政府责任、部门协调和社会整合,以增强社会治理效率。在平安建设中,在追求治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网络化治理理论对促进治安"共治"理念形成、治理多元主体合作与协调以及复杂化社会治安事务的责任分担等方面研究具有指导价值。     

公共服务市场中的治理工具——以广州市购买服务为例

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为规避市场机制的潜在风险,政府应运用不同于传统管理工具的治理工具。现有研究虽关涉新政策工具,却未能论及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甚或社工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市场之治理工具。本文基于对广州市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发现广州政府综合运用了经济工具、行政工具和法律工具三大类治理工具。这三大类治理工具共分为十四项,包括:资源支持、方向指引、行为监管和市场营造等内容。这套治理工具组合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推动广州市社工组织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广州市公共服务的效果。这是一套直接间接兼备、软硬并施、合作式、多样功能的复合式治理工具,保证其在实践运用中能有效契合公共服务市场化之情境,即立足于市场机制,发挥"宏观调控"之效用。而之所以广州市会选择这些政策工具,是基于其特殊的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几项因素。随着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不断深入推进,政府在治理公共服务市场时,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有效选择政策工具的组合。     

“支付宝+公共服务”：一种新型公私合作关系——基于资源依赖与转化的分析框架

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长期以来受到理论与实践的广泛关注。公私合作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传统的公私合作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模式。在"互联网+"背景之下,电子政务发展迅猛。一种新型的公私合作模式兴起并逐渐发展,带来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以"支付宝+公共服务"为例,利用资源依赖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互联网企业具有强大的技术、社会和经济资源,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利用其平台功能,与政府拥有的行政及组织资源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形成了新型的"盟友"关系。这种关系,固化了互联网企业平台带来的资源优势。因此,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主导地位及其标准如何得到贯彻,作为公共服务接受者的公众群体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这些都成为需要面对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浅析

关于我国地方治理模式的探讨是建立在治理理论兴起的基础上的。治理理论要求多元参与和自组网络的建立,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但由于政治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困境使得治理理论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运用也存在着诸多困难,所以我们目前的地方治理模式可采用政府主导——多元治理型模式。既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以达到善治的目标。     

我国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协商提供的得与失——基于长三角地区的探索

由于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以及政府某些行为的外部效应,地方政府辖区间衍生了大量公共服务协作提供问题。这些问题依靠单个地方政府往往难以解决,必须寻求毗邻地区地方政府的集体协商与合作治理。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协商提供是指由各地方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参与者构成的协商主体,围绕一定的合作议题,运用一定的协商手段,协商提供公共服务。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合作走在全国前列,探索其协商提供公共服务所取得的经验,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邻近效应及其治理研究

通过运用我国地方政府1995年—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支出的反应,可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存在明显的邻近效应。这要求我们在中央政府层面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力度、把公共服务"嵌入"到经济发展当中;在地方政府层面,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纵向与横向约束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上展开竞争、实现政策学习的良性效果。     

治理体系现代化: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推进了政治进步与社会善治。由于这种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始终无法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的传统治理体系,地方政府创新陷入了"内卷化"困境。推进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应该成为新时期地方政府创新的趋向,具体包括创新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和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机制、发展有效民主和践行法治三个方面。     

西方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从登哈特新公共服务理论实践谈起

社区治理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它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在社区建设中的实际运用,是社区健康发展的"加速器",有利于增强公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分析登哈特笔下新公共服务理论实践的案例可以看出,强有力的地方领导、行政官员角色的转换、培养积极公民,构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积极合作关系,是实现西方社区"善治"的关键。     

地方治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角色定位

在当今全球和区域一体化、经济知识化、社会信息化、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地方公共问题的压力与挑战与日俱增。如何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建立符合地方实际的治理体系,提高地方治理能力,是地方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地方政府要努力成为战略家、卓越领导者、民主参与的推动者,才能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上与多元主体合作,共同完成社会治理。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例析与建构——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治理

在政府组织高度分化与专业化的形势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出现碎片化现象。应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协调与整合。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碎片化现象表现在决策机制、供给主体、监督机制、治理效果四方面的碎片化。在整体性治理思路下,通过政府机构内部整合以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合作治理来促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