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合意制度述评

2016年日本《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合意制度与 201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协力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属他人归罪型控辩协商制度,日本合意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可为我国该制度操作规程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日本合意制度的入法因缘于从事后处理型到危机管理型的司法理念转变,从义务主义到功利主义的司法文化演变,从传统证据收集方法到新型证据收集方法的司法实践改变。日本合意制度以特定的财政经济类、药物枪械类犯罪为适用对象,以协议与合意为程序,依托于犯罪嫌疑人的协力行为和检察官的宽大处理行为而运行,在遵循双方法定义务的同时,提供退出机制予以保障。但从适用合意制度的戈恩案、美浓案来考察,在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职业能力、证言真实性的审查等方面存在典型问题。基于此,我国“协力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应从创设新型证据方法、建构运行机制及准备诉讼应对等方面进行优化。     

从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看我国刑事诉讼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是在对抗制刑事诉讼制度下,为使控辩双方庭前作好充分的控辩准备,保证庭审的公平运行而设计的一项证据交换制度.本文在考察了部分国家有关立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规定,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展示制度的构想.     

论控辩平衡原则对保障刑事被告人人权的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活动中能否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人权,是衡量一个国家的诉讼是否文明、科学、民主的主要标志之一。从控辩平衡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可知,控辩平等是刑事诉讼机制的本质要求,也是刑事诉讼活动中保障被告人人权的根本要求,但从我国刑事被告人人权保障的现状可以看出,控辩失衡仍然是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基本特征,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诉讼制度的重新设计来矫正控辩失衡的现状,从而达到保障刑事被告人人权的目的。     

缺失与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反思

控辩对抗关系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问题,构建合理的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对确保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意义十分重大。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尚有缺失,应转变观念和完善立法,重构一种适合国情的刑事诉讼控辩对抗关系模式。     

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建构

辩诉交易制度建立在控辩双方合意的基础上,有益于充分体现诉讼民主,提高诉讼效率。我国在建构辩诉交易制度时,不但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更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司法实践。     

关于刑事诉讼证据开示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证明案件事实的任务不再主要由法庭承担,而要求控辩双方积极举证,以确保刑事诉讼公开、透明进行。文中试从刑事诉讼证据开示角度论述了该制度的内涵、意义以及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并对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进行初步设计。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建构

证据开示制度是英美对抗制刑事诉讼的应有之义 ,其核心在于控辩双方庭前交换其证据 ,实现信息互通 ,明确双方争执焦点 ,平衡双方利益 ,使双方平等武装 ,提高诉讼效益 ,使公平正义的理念得以实现。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 ,可借鉴英美法建立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这一制度应包括原则、主体、范围、时间、地点、提起方式、具体程序、法律责任等内容 ,以使对抗制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生根发芽。     

德国合意制度对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启示简

客观真实理念与刑事诉讼中的权力部分让渡具有天然契合性,德国刑事诉讼合意制度的流变反映了合意程序在德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2009年5月修改通过的《德国刑事诉讼法》最引人瞩目的是该法第153条a款明文规定,允许程序参与者之间对刑事程序的结果及其处理达成合意,对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补充和细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控辩平衡的实体法维度

目前关于控辩平衡的研究只局限于程序法层面,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完整意义的控辩平衡应当包含程序法意义上的控辩平衡和实体法意义上的控辩平衡双重含义.实体法意义上的控辩关系体现在犯罪构成模式上.与两大法系犯罪构成模式与控辩平衡的契合性相比,我国的犯罪构成模式与控辩平衡之间具有一定的张力.我国转型后的刑事诉讼模式对控辩平衡的强调必然要求犯罪构成模式的转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精准化的价值与实现方式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在于量刑建议,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入发展,就必须重视发挥量刑建议的作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由于包含控辩双方合意以及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因而不同于普通程序中的量刑建议,这就决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建议需要做到精准化。精准的量刑建议具有激励被告人主动认罪认罚、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并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当下,必须通过制定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指南,保障控辩协商的充分性,完善量刑建议的事前沟通与事后调整机制,实现量刑建议的精准化,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