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对儒学之民主精神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蕴含着深刻的民主精神.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论我党治国方式的发展

经过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断探索 ,我党的治国方式成功实现了由“人治”向“法治” ,再由“法治”向“‘法治’与‘德治’并举”的飞跃。这两次飞跃标志着我国治国方式逐步摆脱了具有典型“人治”特征的“以党治国”模式的影响 ;同时也标志着我党治国方式逐步走出了片面强调“法治” ,片面强调法律制度建设 ,而忽视“德治” ,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道德建设的误区。这两次飞跃的最终结果———“法治”与“德治”并举 ,是我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     

法治政治德治

在现代社会 ,民主政治不能脱离开现代法治 ,而且 ,鉴于法治与社会客观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我国的德治实践也不应该把法治放在次要地位。不管是“讲政治” ,还是“以德治国” ,都应当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都应当以兴民权、行民治为圭臬。     

试论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论二者的兼容性

本文通过对儒家文化核心思想的简要阐述，论证了儒家的终极理想与民主政治的非冲突性关系，认为儒学的开放性可以作为与民主政治发展相对接的切入点，儒学所倡导的人格平等和参与平等可作为两者兼容的基础；认为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相融合的路径选择是“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应该科学地对待儒家文化，将儒家文化的精华纳入民主政治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借以更好地推动民主政治发展。     

论"德治、法治并重兼施"在我党治国历程中的意义和作用

江泽民同志继在党的十五大中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理论之后,又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以德治国”,同时又指出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其实质:就是把”以德治国”提升到了与“依法治国”同等重要的治国战略地位。这也是“德治、法治并重兼施”在治国历程中意义和作用的一种显现。因此,“德治、法治并重兼施”必将对我们党的建设和我国的经济建设,乃至新世纪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从思想建设的范畴来看,“以德治国”在我党治国实践中具有许多重大意义 首先,“以德治国”的提出,可以归结为:是对古今中外一切国家政治经验的总结。翻开我们数千年的治国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规律——中国历代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政治地位,都十分重视思想道德的教育,甚至看成是治国的根本。在《尚书》里我们可知,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公”就曾有“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德治论断。从《尚书》中也可知晓,尧、舜、     

论政务公开的德治内涵

民主依存法治,法治体现民主,政务公开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需要依靠法治权威性及强制性来加以保证,但这种保证难以全面充分,民主政治同时也是德治政治,政务公开所蕴含的深刻道德精神,使法治表现     

论人民法院如何实现司法公正

一、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近代或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与“专制国家”相对立,是依法治理的国家。法治国家的主要特征是:(1)实行宪政。宪政是立宪政治的简称,即实施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宪政是以民主和法制相结合,即以民主为基础、宪法为准绳,构建国家政府,治理国家社会。(2)法律至上。即     

论以邓小平民主与法制理论为指导的依法治国

民主是法律现代化的前提,法律现代化则是公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法治”与“人治”是相对立的概念,文章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的内涵和实质。一是在论述“法治”的客体即对象时,强调指出,对于治国者,他们首先要受治于法;二是在论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核心问题时,强调指出,行政机关的一切行政活动必须遵守程序法,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事。文章针对依法治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建议采取若干对策,当务之急,是维护司法公正,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进程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辨析

法治和德治是社会调控手段体系中两个最主要的要素,社会调控的良性运作有赖于两者的协调发展。“德法共行”是“法治”与“德治”关系的历史总结,在现代中国,二者被升华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德互助”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的科学内核;“正法倡德”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的实践运用。     

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实人根源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指导原则,我国全面展开了“三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实践。“三治结合”作为社会性治理模式,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运用,具有深刻的现实人根源。如何从根本上认识这一模式与现实人个体之间的关联,需要从基因性、文化性、意志性和环境性四个决定现实人生成的要素出发,从现实人本身具有的自治性、德治性、法治性及其相融合基础上形成的“三治一体性”倾向出发,深刻认识社会性治理模式与个体性倾向之间的联结方式,从而在根本上促动“三治结合”社会性治理模式效能更好发挥。     

礼法合治——传统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发展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从周朝"德"的启蒙开始,各朝各代君主为了实现长治久安,各有各的治道,最终汉唐时期德治与法治推向了礼法合治。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德治与法治的演变入手,取其精华,为当今社会合理运行机制所用。要靠"以德助法"、"以法弘德"相生相长方式,促进依法治国、礼法合治为建设中国特色法治社会提供重要借鉴。     

“法”与“德”的兼容——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考

法治和德治，作为两种最基本最通用的治国方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本文从理论上考察二者的兼容，通过分析德治和法治各自的含义、优势及二者结合的必要性，提出法治与德治，都有其独特地位和功能。作为社会调控、国家治理的两种资源，法治强制人的外部行为，德治规范人的内心世界。如果德治不举，人心不稳，法治就会千疮百孔；而法治松弛，惩恶不力，德治也会破堤而溃。因而唯有法德兼治，方能治国平天下。     

对礼治与德政的历史反思

不少文章将传统的“礼治”、“德治”归结为“人治”论,在批判“人治”的声浪中,否定了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积极因素。其实,德治要求的是“以德政治国”;而“礼治”更涵盖着“礼制”、“礼法”、“礼仪”、“礼貌”、“礼器”、“礼教”等不同层面的丰富内容,其“礼法”一层又包括刑名、法律、条例、禁令等。在这里,礼、法、刑、制等,原是统一的东西,都服务于“治”。论者离开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实际,片面解释德治、礼治问题,实在是一种人为的误解,应予澄清。     

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实现法治、德治的创新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一个开放性的思想理论体系。它适应时代的发展,接受时代的检验,不断丰富和深化其科学内涵。深刻领会“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能局限于表面和形式上,不能停留在教条和本本上,应该把理论思维贯彻到法治、德治的具体实践中。（一）“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的法治、德治就是要依法行宪,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宪政体制下使道德法治化、法治道德化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为我国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实现宪政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坚持“三个代表”就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     

"法治"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法治”(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在本来的意义上 ,与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对应关系。因为从历史上看 ,它的确立归根到底有赖于市民社会条件下个人与国家之间博弈关系的建构。就此而言 ,法治构成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大致说来 ,“法治”主要有三个特征 :第一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 ,它的基础是民主 ,而不是专制。这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最具前提意义的标志。第二 ,法律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公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没有超越法律、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这体现为法律至上原则 ,即“…     

“和而不同”的人性与“殊途同归”的治道——先秦时期儒法人性观及其管理主张辨析

儒家的性善论与法家的性恶论分别是儒家“仁政”与法家“法治”两种不同管理主张的理论基础。孔子根据人性可塑而提出“德治”,孟子根据性善论而提出“仁政”,确立了儒家的“善政之道”。荀子根据性恶论提出“礼法兼治”的管理主张。法家韩非子等人则根据性恶论提出“以法治民”的管理之道。自汉以降传统中国的治道实为儒法（德法）互补与平衡,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和谐管理的智慧,这对当前刚柔相济的管理变革和中西管理文化的融合都具有一定启示。     

浅议法治与德治的辩证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但是在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上,尤其在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结合上,实践中我们仍然存在着偏颇,认识上也还存在着模糊。因此,明确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具有一定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试论中国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本文从阐述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特征入手,剖析其在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探讨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可能性,并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从“德主刑辅”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试论德治的政治伦理视角

政治与道德或法律与伦理 ,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元素 ,他们共同构成社会和国家生存与生长的规范基础和理想目标。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规范 ,法治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 ,具有作为社会国家治理方式的基础地位 ,而德治是政治的合道德性或伦理合理性 ,这是民主法制基础上的道德正当性诉求。德治与法治的内在价值关系应当是相互配应和相互支持的价值资源互补关系。这种政治伦理理念应当成为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的以德治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法治与德治并举治标与治本结合

在中国历史上,法史前是以“德治教化”维持社会秩序的,法律产生后则是依法治理国家的。德治御心,培养人们的德性,防止其思想上不道德邪念的产生;法治防行,要求人们遵纪守法,惩治违法犯罪行为,使不再犯。法治与德治并举,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法治御行,德治御心;御行治标,御心治本,标本兼治,是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