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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东西文化相遇所决定的特定历史语境造成了二者地位的不对等,我们处于被发现的角色之中,面临着客体化命运。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现代化始终应该是一种主体行为,而不是一种客体化的过程,不是被现代化。西方现代性的实质在于理性的独断化,其历史—文化后果是戡天役物。它导致了全球性问题在20世纪中期突然爆发,把人类抛入生存危机的格局之中。在西方启蒙语境中,人的发现通过人的自我追问即人是什么得以实现,这一追问方式本身的反讽性在于,它的结果恰恰不是人的发现而是人的遮蔽。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危机,使中国文化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对现代性所作的批判反省成为可能,这一反省同时也就是自我建构。在这种辩证的缠绕中,实现了中国文化同现代性的相互参照和双向互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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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这一属于高科技时代的标志性新生事物已全面深入到了我们的工作、生活之中。我们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式将不可避免地随着网络化的进一步发展而全面更新。各地公安机关己大步迈入了计算机信息管理时代，许多地方的局域网已经建立或正在筹建中，这一切为公安工作网络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预言，谁率先在工作中插上网络的翅膀，谁就一定能够展翅飞翔。 公安执法督工作在过去多少年来一直都是循着审核把关、年度检查考核，平时老百姓告状中的个案监督 … 等一系列套路进行。这种以人为本，用人监督人、人检查人的办法虽然也能取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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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0,2(1):12-19
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分为认知的、价值的、审美的层面,它们在相对的意义上体现为多元的关系.认知方式以客体尺度作为最高参照,以理性为主观特征;价值方式则体现着主体与客体双重尺度的契合,以意志为主观特征;审美方式以主体尺度作为终极坐标,以情感为主观特征.在知识论意义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分离的;在本体论意义上,三者的关系则是合一的.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真、善、美经历了一个由合一到分离最后又复归于统一的过程.马克思所揭示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乃是至真、至善、至美融为一体的本体澄明之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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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天,我们回眸30年前发生的那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需要真正读懂其真实的历史含义.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西方启蒙时代,"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1](P355).就像当年恩格斯说的确立理性法庭一样,实践权威的恢复也意味着理性对盲目信仰的拒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实践的权威,从而把一切都纳入实践的法庭重新估价,使人们确立起一种批判性地反省态度和姿态.如果说在西方历史上,蒙昧主义是以神学面目出现的,那么中国在极左年代存在的现代蒙昧主义,则是以教条主义面目出现的.对于教条主义来说,实践的至上性无疑是一副真正有效的解毒剂.因此,确立理性的至上地位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任务,而确立实践的至上地位则构成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主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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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不是各种知识的折衷和杂糅，因而不能对其采取一种折衷主义的知性式的处理和看待方式。它的整个体系乃是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即以现象学的方法反思性地把握人的存在的历史展现及其完成。这也就是马克思在“终结”了以往的旧“哲学”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哲学形态。因此，马克思思想在总体上是一种哲学，而不是其他学科。这既是由马克思思想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思想固有的批判立场所内在要求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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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998年元月25日,十堰市茅箭区武当街办顾家村三组发生了一起恶性绑架勒索案。犯罪嫌疑人宋波(男,丹江口市蒿平镇人),于98年元月25日晚七时三十分乘人不备强行将通达零部件厂粮油门市部业主周海权的4 岁儿子周志高绑至其租住的房屋内,先用白酒灌醉,然后以匿名信的方式向周海权勒索两万肆仟元人民币,并在信中威胁:“不准报警,按指示交钱;否则,除夕之夜,你将会看到你儿子的人头在餐桌上……”。此时已是腊月二十七,除夕将至,正是举家同庆的时刻。案情震惊了十堰城区,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指示要尽快侦破此案,抓获嫌疑人并保证人质安全,保证春节期间社会的稳定、祥和。后来通过茅箭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连续25小时的奋战,终将嫌疑人宋波抓获,人质亦安全获救。然而在接下来的侦破办案中却产生了一个“插曲”,正是由于这个“插曲”引起了笔者的思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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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一个社会的硬件系统不难改善,只要有钱就可以“买”来一流的设施,但是它的软件系统的改善则绝不是仅仅靠金钱就可以奏效的。在社会的软件方面,人才就处于核心地位,而在人才问题上,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才是恰当的,又构成全部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正确地解决人才观的问题。什么是人才?一提到“人才”,不少人就会想到那些大师级的人物,似乎只有一流的科学家、作家、工程师等等才是人才。我认为这种把人才精英化、贵族化的观念是不恰当的。对人才宜作一种比较广义的理解。其实,从外在的方面来说,只要是对国家、社会有积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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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化及其传统。因此,从中国国情的角度了解并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对于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理上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土地、农民、儒学,既是中国国情的特点,又塑造着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从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说,到晚近的"马克思主义中源"说,虽然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某种文化心态的反映,但也从某个侧面折射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熟谙中国国情。由中国国情所塑造的中国文化背景,在自觉和无意识的双重意义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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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思想的成功实践 :山东省潍坊市“民心工程”研究》(以下简称《“民心工程”研究》)一书近日由济南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王培芝同志负责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研究项目《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系统工程———山东省潍坊市“民心工程”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全书除导论外共分十章 ,分别从新世纪的历史使命等方面系统考察了“民心工程”的历史地位、社会作用、政治意义 ,然后进一步揭示了“民心工程”的实现机制和制度保障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民心工程”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层面上的内涵及表现形式 ,最后把…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