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侦查活动的司法监督主体

在侦查构造的控辩双方中必须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法院作为侦查构造中的裁判方会对案件产生实质审查,导致“先定后审”;现行的国家赔偿法也使得法院无法作超然的中立者。由检察机关来担负侦查构造中中立者的角色,与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是一致的。同时,我国当前检察机关的定位和逐渐形成的检察文化也使得检察机关较之法院更适合通过行使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权来实现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从而成为侦查构造中的中立者、裁判者。     

对检察机关地位和职权的再认识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行使着侦查、提起公诉、法律监督三项职权。实践中 ,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缺乏监督 ;行使提起公诉权是与公安机关承担同一控诉职能 ;行使监督权乏力。本文认为应使检察机关专门行使法律监督职权 ;由隶属各级政府的反贪机构行使检察机关的侦查权 ;检察机关为侦查机关的指挥机关 ,统一调度、指挥各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 ;建立对刑事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 ,替代检察机关行使批捕等权力。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试点工作”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官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是侦查引导权的具体行使。检察官作为中立的"法律守护者",在派驻检察室中应准确把握侦查引导权的权力范围和具体职能。检察官客观义务理论和公诉准备观是侦查引导权的理论基础。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对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论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权与行政权良性互动之路径建构——以诉前程序的改良为视角

检察权与行政权互动的自然流程应符合两权关系的应然定位，在分工合作中实现有效治理，在内外互动中维护社会公益。对于检察权与行政权在协商主体中的角色，要尊重诉前程序的阶段规律。在协商前，被监督行政机关作为法定履职机关是主要的决策者和治理者，检察机关更多的是作为组织者和裁判者的角色；在协商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在地位平等的实质性内核下展开两权的平等对话；在协商后，检察机关应对行政机关的履职情况跟进监督、主动监督，发挥对实体内容的能动审查与对整个程序走向的引导作用。     

加强和完善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建议

侦查作为侦查机关代表国家针对个人进行的追诉活动,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拘传、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对人或对物的强制处分的权力。此外,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经常采取的不由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秘密侦查措施,也应属于侦查权力。因此,对侦查权力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一旦侦查机关怠于行使或滥用侦查权,其后果要么使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要么使被追诉者面临着合法权益被限制或被剥夺的危险。我国宪法和法律已经确认,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是为了防止侦查机关滥…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在侦查机关设立"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是检察权进入侦查程序的创新实践,其权能基点是超越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范畴的独立权能,即侦查引导权。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不同于侦查指挥权,是对被动性间接侦查权缺陷的弥补,侦查引导权中应处理好与侦查监督权和公诉权的关系。对于侦查引导权的具体制度设计,在确定"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的权力边界时,可以从实体边界和程序边界对其进行划分。     

论侦查权的制约与监督

侦查权具有特殊性,在推行法治的现代社会,需要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制约和监督侦查权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包括了侦查程序对侦查权的制约、来自侦查机关组织和系统的内部监督与来自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检警一体化＂的观念有待商榷,与之相比,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主张更为可取。建立和完善侦查程序来制约侦查权是必须且有益的。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关于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的理性思考

在深化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把＂科学构建我国的侦查职权＂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或重点工程。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应从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整合公安机关内部侦查资源和侦查权,设置全国公安机关一体化侦查机构;二是将职务犯罪侦查权整体移交国家预防腐败局,或借鉴新加坡设置＂贪污调查局＂和港澳地区设置＂廉政公署＂的经验及模式,建立＂国家反腐败局＂,全权行使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三是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将控诉权和监督权分设,建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新型警检关系。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探讨——兼析职务犯罪侦查权专属于检察机关的合理性分析

由于法律文化、政治模式和司法制度的不同，各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存在差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也不尽统一。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当前司法状况等因素决定了在我国宜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但该配置模式抗干扰能力差，易滋生新的腐败，因此，必须在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制度性制约。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之现状及应对措施

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由上一级检察机关决定,对加强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制约,确保检察权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依法正确行使,提高职务犯罪案件办案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应对的措施主要是：调整自侦部门侦查办案模式;建立自侦案件的报捕证据标准并探索确立职务犯罪案件附条件逮捕制度;规范自侦部门与侦监部门的配合联动机制。     

侦查监督权能配置之完善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权的配置在侦查监督方面特别是立案和强制措施环节均存在缺位现象,应当在检察权基础性权能配置中赋予检察机关知情调查权和程序性制裁决定权;在具体性权能配置中建立立案和撤案备案审查制度、机动侦查权制度、强制措施备案审查和申诉制度等,以实现检察权的合理优化配置.     

侦查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探究

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假冒伪劣产品犯罪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衔接非常重要。检察权介入行政执法权的法律定位模糊,两者衔接的机制不完备,检察权内部配置不协调等问题导致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收效甚微。检察权中的侦查监督权能够延伸达到与行政执法权相衔接,在明确侦查监督权的法律定位后,完善外部衔接机制,协调内部权力配置,从而使共同打击犯罪效果明显提高。     

论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与强化刑事审判监督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公诉工作中行使公诉职能的特定方式,也是强化刑事审判监督、规范审判机关量刑活动的有力、有效途径。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量刑建议权的正确、有效行使,不仅将促使审判机关量刑活动的规范化,一定程度上提高司法裁判的稳定性,而且也将促使检察机关自身在行使公诉职权时提高办案质量,在检、法的相互制约中实现司法公正。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与量刑建议权的履行,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提供了一个刑事审判中针对量刑活动博弈论辩的平台。     

自由刑变更监督制度改革探析

自由刑的变更是刑事执行的重要环节,也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文章分析了我国自由刑变更监督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应适当扩大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建立检察同步监督机制和公开审理制度,从而完善我国现有的自由刑变更监督制度。     

中俄检察官参与民事诉讼浅析

俄罗斯联邦检察机关作为护法机关之一,其参与民事诉讼活动以新修订的《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据,通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职权与职责的运用,体现其既作为原告或原告代表人或代理人,又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的护法机关的双重身份.我国检察机关作为独立的司法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这不仅是对检察监督的完善和补充,也通过检察官作为当事人或诉讼参加人身份参与民事诉讼的特殊方式,遵循了"意思自治"原则,经职权法定化和职能设置后,对我国司法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和检察制度的改革

理论界关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行政司法两重性说及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其各有利弊.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应当是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权,其司法性质就体现在侦查权、公诉权、批捕权、法律监督权四项权能的运作特点上.要进行检察制度改革,有必要尽快建立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可操作性制度;强化检察官的权力和责任;建立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领导下的独立检察官制度.     

纯洁性是执法公信力之基

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神圣职责。确保检察队伍的纯洁性,是检察机关实现自身价值,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针对检察机关队伍现状和执法公信力的迫切需要,要牢固树立、积极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确保检察队伍的思想纯洁、队伍纯洁、作风纯洁和清正廉洁。     

深化检察机关办理死刑案件工作的思考

随着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案件成了检察实务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当前检察机关全面介入死刑案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立足法律监督机关的本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切实保证死刑判决的公正统一。     

经侦案件中“幽灵抗辩”的形态及证明方法

＂幽灵抗辩＂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为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从证据上对其抗辩进行排除是一大难题。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侦查机关要搜集证明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难度很大。我国应借鉴英美法中的＂积极抗辩＂制度,思考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如何履行好举证责任,从而通过举证来排除被告人的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