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中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基本维度

构建和谐社会,要增强政府回应性.增强政府回应性,要求建构有效的、完备的政府回应机制,政府回应机制建构的基本维度包括:不断拓展回应领域,不断更新回应方式,不断优化回应流程.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当前,为实现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破除一些与公民参与要求不相适应的障碍。     

“街头官僚”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以基层官僚官民冲突与困境为分析文本

政治家和高层管理者制定的政策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街头官僚如何去实施。这是街头官僚工作的实质,其理论核心为自由裁量权。借助自由裁量权,街头官僚一方面设法抵制上层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对其顾客进行自主制裁。由此就形成了街头官僚以"敷衍行事""规则依赖""粗暴执法"和"一线弃权"为主要特征的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基于该逻辑,反思了当前的基层官僚官民冲突与困境,分析了其根源的时代、体制、思想三个方面的因素。最后,借助西方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理论,提出了从外部和内部同步进行双重的街头官僚责任控制实现路径。     

提高我国地方政府回应能力问题研究——基于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分析

作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当代政府回应思想是政府与公众互动的基础。地方政府回应是了解民情、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也是政府责任的体现。文章通过对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中留言回复数量和留言领域的分类统计,分析指出了当下我国地方政府回应能力不强,在时间性、地域性、有效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主体方——政府、客体方——民众和回应机制三个方面着手,不断提升地方政府的回应能力,实现依法有效行政。     

公众回应性：服务行政的核心特征——服务型政府回应机制的流程与制度设计

"服务行政"的本质特征就是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反应,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为了满足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需要,政府首先就必须确立一套新型的区别于以往"政府本位主义"的回应机制,它以人民本位作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以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为运行特征,且具有较高水平的回应敏感度和回复有效度,明确了回应工作的责任.可以预见,新型回应机制的确立对于我国行政发展和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都会发挥出积极的促进作用.     

政府回应视域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回应性是现代政府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面对社会现状不稳与失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是政府回应性的具体体现和突破社会管理困境的有益选择。实现社会管理创新路径选择在于实现社会与政府的双重建构,政府重构的重心在于提升政府的回应性,社会重构的关键在于增强自身自治能力。     

提高政府回应力必须完善和强化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与政府回应力关系密切,当前政府对公众诉求回应性不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行政问责制不完善、问责力度不够则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完善和强化行政问责制是提高政府回应力的重要途径,具体地说,要解决好如下问题:改变(逐步)权力集中、责任分散的体制性问题;实行追责时效、职效关联制;实行问责多元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民的参与权.     

政策过程中的基层回应机制研究——基于实证层面的探析

政策过程中的基层回应机制是现代基层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最重要表现,也是当前公共管理改革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对南京市政策过程中基层回应机制建设状况的实证调查,挖掘出影响和制约政策过程中基层回应机制建设的深层原因及其背后的逻辑。通过实证调查和分析本文认为当前政策过程中的基层回应机制建设还存在很多阻滞因素,因此我国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基层政策回应机制建设,加强现代回应载体的建设,提高基层政府的回应能力,提高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     

危机回应的非预期效应：基于太湖蓝藻事件的分析

危机事件引致政府及时回应,进而推动制度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但政府的危机回应能否以及如何在预期效果外产生有助于纾解危机背后政策元问题的其他政策效应,是政策设计与评估往往忽视的重要议题。围绕地方政府回应太湖蓝藻这一环境焦点事件的案例,结合对政府回应的定性梳理与准实验设计的量化评估,本文探索危机回应特征与企业创新这一非预期政策效应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在迅速回应焦点事件以外持续且多样的政策回应特征,诱发了企业总体创新与绿色创新持续增长的非预期效应,从而纾解了危机背后环境与经济间长期矛盾的元问题。研究提出了政策元问题与非预期政策效应间的关系,识别了危机回应非预期效应的存在及触发条件,丰富了对危机回应政策效应及其实现机制的理解,并给出重要启示：危机后形成持续的回应机制可促进解决元问题的长期政策效果实现;充分理解政府持续回应的有效性及其机制,是推动政策问题根本解决的关键。     

试论我国公共政策回应机制的建设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创新.而公共政策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政府回应机制的建设上.但是我国目前的回应机制仍不完善,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回应机制透明度不够,回应效率低下等,需要政府和公民相互合作,同时借鉴国外公共部门的成熟模式,找出解决对策,完善我国回应机制的建设.     

增强政府回应性责任的对策研究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增强政府的回应性责任。从政府的实际运作来看,要从政府行政的决策、执行、监督的回应性和对突发性事件的回应性方面,增强责任政府的回应性。     

政府回应视域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一、回应性:现代政府的重要时代特征现代意义的政府回应的理论产生于西方,是西方公共管理的实践过程的产物。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在政府改革中提出了增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率的目标,政府回应逐渐成为各国政     

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

政府机关中的街头官僚是指处于基层或一线,直接与公民打交道的政府公务员.他们处于政策执行的末梢环节,掌握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对公民实施赏罚决断.街头官僚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行动逻辑.街头官僚一般的行动逻辑可以归纳为四个典型的方面:激励不足,职务晋升机会的缺乏导致激励不足;规则依赖,安全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促使他们在照章办事的逻辑中寻求免责;选择执行,即在约束条件下选择理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最有利可图的政策执行;一线弃权,即刻意规避某些麻烦的、危险的、需要更多付出但难以见成效的工作,并日益远离一线或现场.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必须从管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四个方面入手,并运用相应的控制工具.     

美国文官制度的变革与思考

美国文官制度经历了从政党分肥制到现代功绩制的深刻变革，至1978年，卡特政府创建了高级文官制度，在政务官之下、普通文官之上设置高级文官阶层。高级文官作为连接政务官和普通文官的桥梁和纽带，突破了政治与行政的界限，将政治家和官僚的角色融为一体，扮演着既是领导者，又是管理者的角色，在联邦政府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全面提升了政府的政治和技术回应性。但高级文官中政治任命的非常任高级文官更换频繁，与竞争晋升的常任高级文官和普通文官之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冲突，造成政府优秀人才的流失。从历史的角度，认真总结美国文官制度变革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特别是高级公务员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回应视域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一回应性：现代政府的重要时代特征现代意义的政府回应的理论产生于西方，是西方公共管理的实践过程的产物。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在政府改革中提出了增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率的目标，政府回应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所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法定制度框架下的政府回应模式研究——对D区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观察

政府如何回应、落实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既是体现人大与政府间实然关系特征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观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过程的一个关键维度。现有相关研究的关注点多集中于政府即时性、非法定制度约束的回应表现，而对有严格程序规定和办理标准的法定回应着墨不多。围绕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回应行为及其表现，对D区人大代表建议交办—回复过程的参与式观察表明：与任务难度和目标契合情况相关联，政府的回应过程呈现出规范型、转化型、挂账型和解释型等四种模式。政府采取多样回应模式本质上是在法定制度框架中通过对问题情境的自主甄别，作出的兼具程序合规性和治理有效性的策略选择，依次体现出底线、现实、发展的三层治理逻辑递进。研究认为，进一步提升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绩效，可从释放联络站点载体功能、落实代表履职奖惩机制、探索系统评估答复意见和推进办理结果与绩效考核相衔接等方面实现改进。     

邻避冲突中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的因果推理——基于京沈高铁事件的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

围绕"具体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抗争是否催生政府回应""社会抗争如何作用于政府回应"这两个问题,运用力场分析和过程追踪方法对京沈高铁事件进行因果影响和因果机制分析,实现对"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完整的因果推理。研究发现,在有争议的权威主义国家背景下,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逐渐呈现良性互塑,抗争性政治正朝着回应性政治转变。研究结论认为,社会抗争与政治回应正相关、社会抗争中的政治回应性取决于动员能力和反动员能力的博弈结果、政府回应对社会抗争具有"判例"效应。而有效处理类似的社会抗争事件,应保持政治回应的理性、重视信息技术的作用、变革社会治理的方式等。     

公共治理的重要维度:回应型政府的建设——以网络、手机信息的影响为视角

网络、手机等传媒在当今已不能仅仅看作是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它们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反馈、对公共治理也发挥着作用。建设回应型的政府是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网络、手机又对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着独特的影响,继而成为当今建设回应型政府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公共治理强调的主体多元、过程互动以及灵活效率都是回应型政府的特征。建设回应型政府正是政府治理范武变革与再造的目标,是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完善政府公众诉求回应体系,打造回应型政府——以九江市政府“民声直通车”为例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不断完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建设回应型政府,大体形成了以电话热线为主的民声快递模式、以民众参与为主的开放式决策模式和建立在网络平台之上的网络问政模式等三种模式。江西省九江市政府以完善"民声直通车"为抓手,形成了一整套高效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在打造回应型政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十二五"期间,我国地方政府应贯彻公民导向、顾客导向、结果导向的原则,在突出特色、解决问题、体现实效、赢得民心上狠下工夫,建立电话热线、网上问政双平台,融合民声快递、参与式决策、网络问政三种模式,打造全国一流的公众诉求回应体系。     

突发事件中政府辟谣何以有效？——基于“谣言属性—辟谣策略”框架的分析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辟谣频频陷入“失灵”困境，要求从学理层面回应政府辟谣何以有效的问题，以提升政府辟谣的效果。通过构建“谣言属性—辟谣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国内42个政府辟谣的案例数据，运用多案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突发事件中政府有效辟谣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回应方式和事件类型是政府有效辟谣的核心变量，但任何单一条件变量都无法直接促成政府有效辟谣，这表明政府有效辟谣是复合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充分条件组态分析表明，政府有效辟谣具有9条发生路径，综合呈现出回应方式决定型、外部责任归因型和边缘结构驱动型等三种模式。研究揭示了突发事件中政府有效辟谣的内在机理，为提升政府辟谣效果提供了理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