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

本文打通个人层次与社会层次联系,从微观层面展现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一般图景,以克服资源动员理论对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机制解释的不适应问题。湖北"石首事件"个案分析表明,情感在网络政治抗争动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社会文化框架决定着政府与网民互动的模式,直接决定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框架的建构。打通个体分析层次与社会分析层次的联系是理解情感影响下的社会认同建构是根本,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本。分析情感对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地方政府在社会抗争事件中的“摆平”策略

"抗争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解释概念。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公民及公民社会立场,较少关注抗争事件中另一个重要行动者——地方政府的行为及其内在策略。少数探讨抗争事件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地方政府某些特定的行为模式,注重对微观过程的分析与解释,而较少涉及具体有效的行为策略。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主要运用了"摆平"的行为策略,即地方政府较为被动、消极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根据对特定社会抗争事件是否超出管辖范围的可能性估计,选择性进行应对;在应对社会抗争事件时,运用拖延、收买、欺瞒、要挟、限制自由等方式,尽量实现属地社会表面上的暂时性稳定。这是因为,受到"上下分治"以及"经济发展主义"和"有限任期"、"一票否决"等体制机制的共同影响,地方政府运用制度框架内的方式应对社会抗争的动力较小,甚至无法使用。同时,刚性压制的方式受到了中央的严格控制,并且可能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抗争。"     

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基于政治机会结构与政府学习维度的检视

社会抗争关系到利益表达与维护,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国内的抗争诉求多集中在"权利与利益"方面。社会抗争行为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场域中包含抗争者、管控者、制度、规则等内容,场域具有非"是非"特征,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半闭合"状态。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塑造了抗争场域,在场域中放置了政治机会与政治限制。当然政治机会结构是政府"过程学习"的结果,虽然政府有"内生性"学习目标(为人民服务),但是政府的学习也会出现偏差,因而社会抗争行为的场域——政治机会结构——政府的"过程学习",这一衍变过程即是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所在。展望未来,逐步构建回应性政治,在政治吸纳上做功课,遵循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     

人际网络如何影响社会抗争动员——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

以混合方法讨论我国人际关系网络对于社会抗争动员的影响可知,当下,我国社会的群体抗争动员结构尽管也存在"组织""空间"等因素,但实际上均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其支配性基础,这与西方社会以组织、网络和空间等因素多元组合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既有相近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由临时性关系行动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注重对外动员;而由熟悉的人际关系群体发动和参与群体性事件,其动员则既有对内动员也有对外动员。     

我国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回应机制研究——基于社会冲突理论

从近年来我国群体事件的处置来看,导致事态失控的政府回应不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采用较强硬的措施加以应对,另一种则是无回应,即有关部门对事件采取消极不作为的态度。文章通过社会冲突理论的视角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发生有其必然性,而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因素,不必以一种"泛政治化"的眼光来看待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抗争。这样的视角也是政府在回应、处置群体事件的政策制度方面得以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网络问政的环境与政府回应的速度——基于苏州“寒山闻钟”的实证分析

政治系统理论为网络问政的环境与政府回应的速度提供了解释性的分析框架,通过对苏州"寒山闻钟"的实证研究发现,网络问政系统面临的环境越复杂,政府回应的速度越慢。具体而言,网络问政事件的主题与公权力行使关联越紧密,事件活跃时间越长,事件活跃度越高,政府回应速度就越慢。此外,网络问政指向为群体或组织相比于指向为个人的事件,政府的回应速度较慢。基于此,为提高网络问政的回应速度,政府应及时把握网络舆情,掌控网络问政环境;加强内部规范建设,提高自身服务能力;灵活处理社会关系,建立"双线"联动机制。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演化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基于近年来典型网络抗争性行动为例的经验研究

公民网络抗争动员在各方行动者、媒介互动和利益博弈互动中呈现出复杂的舆情扩散逻辑。全面把握和洞悉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的博弈演化过程,关键要遵循抗争行动本身的内在规律,探究和挖掘舆情扩散的关联因素和变量条件。契合近年来典型性网络抗争性行动案例分析,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综合视角,遵循"诱发、扩展、深入、消弭"的舆情演化生命周期,从抗争政治机会结构生成与诱发性导火索、情感抗争共意动员与非利益关联者加盟、议题框架建构深化与多方力量互动博弈、多方积极关注应对与舆情热度转移等维度,全面系统解析公民网络抗争动员生成的演化机理与制约性条件。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的产生及其逻辑——对一次街区集体抗争事件的实证分析

现有研究认为,虽然在单位制时期的街区经常看到的是强势的国家和原子化的居民,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基层社会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维权性集体抗争的兴起.以发生J市的一次"垃圾压缩站"事件为例,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指出,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的逻辑一是通过媒体声援将特定的地方性问题变成公共话语;二是运用说服性沟通策略使抗争行动合法化;三是建构共识性危机使潜在动员者变成实际参与者.最后将街区集体抗争与乡村集体抗争作了简略比较.     

风险社会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的环境分析

在社会风险中,因全球化的冲击,经济发展状况的国际比较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经济资源,西方民主政治诱导战略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政治资源,西方文化渗透消解了构建政治信任的主流意识形态资源.而来自网络社会的考验主要体现为:网络民意的兴起考验政府回应民意能力,公共舆论事件的频发考验政府应对危机能力,信息传播模式的改变考验政府阳光执政能力.社会转型的挑战带来的社会风险对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构建影响尤为突出,即因社会信任缺失而导致失信文化弥散,因公民意识觉醒而引发维权事件增多,因社会阶层分化而导致利益冲突加剧.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只有在清醒地认识到社会风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的能力,才能在化解种种社会风险中巩固和提高公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     

论网络政治动员:一种非对称态势

网络政治动员是政治动员在现实空间和网络虚拟空间的转化和联动,其核心机制是虚实转化,在虚实转化过程中发生了动员空间、动员主客体存在形式、政治信息与政治力量的三层相互关联的转化。动员主体的牵引力、网民诉求的自驱力、网络信息的催化力、网络环境的支持力相互作用是推动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蓬勃发展的动力。网络政治动员是一种新的政治提取能力,体制外成员更善于通过它获得同政府和传统权威抗争的力量。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的发展态势与政府网络政治动员的发展态势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对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的治理,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法治路径和技术路径,以人民战争思想为指导的政治路径更值得继续尝试和进一步完善。     

回应型政治:农户需求与政府服务衔接的国家整合

国家整合能力的彰显取决于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三维均衡。农村公共政策之落实,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基层政府来维持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公共治理。毫无疑问,国家"服务下乡"是政府与农户的双向治理回应,凸显了农户诉求与政府服务的嵌入。基层治理的回应是通过政策实践与价值重构来折射城乡二元融合的时代镜像。对于长期存在的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治理危机必须通过"政策下乡"来解构,并通过"软治理"回应和制度异化的消解来革新多中心服务的价值理念,从而达到农户需求与政府理性治理格局的多元议题整合。     

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一类案例的分析

回应式议程设置是指政府在短时间内将"议程设置"作为回应社会需求、或处理某一突发事件与社会问题的工具。近年来,回应式议程设置已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公共议程设置过程的常态。在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下,社会问题步入议题合法化的过程被政府压缩或精简,社会焦点事件的发生方式和剧烈程度对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了政策议题本身内在的重要性。政府议题选择更符合公众议程的偏好排序,能够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契合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观。但由于公众偏好容易受到短期社会焦点事件的影响而呈现不稳定性,过度依赖公众偏好也隐含着议程设置理性科学分析不够、不利于政府主导能力的培养,甚至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无效回应等问题。加强政府决策自主性,对公众需求进行适当引导是防止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持续固化的有效措施。     

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再分配、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生产主义福利"到"民生导向"适度普惠性福利制度的转型。福利制度通过国家实施的再分配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公众提供了理解政治过程的机会窗口,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是国家再分配能力的基础来源。福利制度的过程治理要求福利制度从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到社会反馈的全过程体现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等政府质量要素。本文基于实证研究,通过考察政府质量对国家再分配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发现政府质量在福利制度生成政治信任时发挥着关键调节作用,代表性、程序公正和廉洁性均显著地影响着再分配项目对政治信任的强化效应,政府质量的中介作用在选择性福利和普惠性福利之间存在异质性效应。总之,共同富裕的政治逻辑要求构建具有代表性、回应性的福利制度决策过程和程序公正、廉洁高效的制度运行过程。     

利益表达、资源动员与议程设置——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性分析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中",闹大"已经成为公民抗争的重要逻辑。本文以近年来大量具有闹大特点的社会事件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归纳了闹大的发展过程,概括和抽象了闹大的逻辑,并在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框架下,从利益表达、资源动员和议程设置三个方面对闹大的功能性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描述性分析。从利益表达的角度分析,闹大主要涉及到谁来表达、如何表达以及表达了什么的问题;从资源动员的角度分析,闹大的主要问题是动员的对象、动员过程的特征和动员的机制等问题;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分析,闹大则与公民成为问题的界定者、问题是如何引起政府官员的注意的以及由谁用什么办法来解决问题等密切相关。闹大是透视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对闹大的描述性分析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当前我国公共治理的规律和逻辑。     

危机管理要谨防“污名化”现象

政府是危机管理的主体。危机发生后,事件相关人和大众往往处于焦虑、恐惧和怀疑的状态。政府在应急中任何一个环节的行动与措施都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由于"集体无意识",多数人只是关注事件的反常性和不光彩性,应急中稍有不慎,公众就会将矛头指向政府处置风险的能力,严重时甚至会动摇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造成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紊乱。一、什么是"污名化"现象"污名化"现象是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作用机理

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其必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而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回应效能使这一影响成为可能,二者互为环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的组织化和舆论性的参与途径,改变了公民参与不均衡的状态,并引导公民理性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政策诉求,从而增强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而政府回应推动了日益壮大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其成为一股引导公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制度性参与"的正向有序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互补性政治生态和作用机理,使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双赢的理性选择.     

增强政府回应性责任的对策研究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增强政府的回应性责任。从政府的实际运作来看,要从政府行政的决策、执行、监督的回应性和对突发性事件的回应性方面,增强责任政府的回应性。     

论危机状态下政府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

本文从危机状态的视角来研究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 ,提出了从五个方面提升危机状态下政府社会动员能力 :正确运用社会力量 ,提高社会动员的全面性 ;建立健全危机处理机制和应急法规 ,确保政府社会动员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深化配套制度的改革 ,保障政府社会动员的协调性 ;加强对危机的预测和研究 ,保证政府社会动员的科学性 ;加强国际合作 ,为社会动员提供有益补充。并且试图探索这五个方面与政府社会动员的关系     

政府回应视域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回应性是现代政府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面对社会现状不稳与失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是政府回应性的具体体现和突破社会管理困境的有益选择。实现社会管理创新路径选择在于实现社会与政府的双重建构,政府重构的重心在于提升政府的回应性,社会重构的关键在于增强自身自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