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信念与动员——革命年代中共乡村社会组织化效应分析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且影响其发挥作用的"变数"非常多,农民是按照他们从组织者那里获益多少来决定其政治参与的程度。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合作社的组织化来积极介入生产活动这一农民生存的"核心地带",带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更主要的是满足并改善了底层民众的物质需求和经济待遇,由此赢得了他们的信念支持与政治认同,最终促成自下而上的"农民革命"。这一过程折射出党或政府的信念、目标或政策在其大众化、社会化过程中如何有效进行社会动员的问题,即在民众这一层面上怎样才能顺畅地让他们实现从"利益认同"到"政治认同"、"制度认同"再到"价值认同"的有效转换。深思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正在进行中的农村改革与发展乃至于政府的制度的有效供给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价值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基础和核心。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当今中国社会价值多元化和价值认同多维化日趋明显,这使当下人们的文化认同乃至社会认同和国民认同面临危机。文化认同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但具有重要性与必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对文化认同以及社会良性运行具有促进作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配套的社会制度体系建设等是其构建的可能路径。     

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与现实——基于现代国家建构历程的民族问题透视

现代国家建构,意味着在对部落、区域、宗教、族群等传统社会共同体逐渐弱化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但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各类维系传统社会的纽带会以推进、转化、消解乃至抗拒等种种方式,与建构中的新型共同体互动激荡,使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加速或迟滞。因此,推进公民国家建构,塑造国民共享的文化价值体系,增进国家认同,就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深化宗教界人士教育培训助推宗教中国化建设 ——学习《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体会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赋予新时代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宗教界人士教育培训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文化认同,增进政治认同,助推宗教中国化建设。具体而言,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设中国特色宗教思想和制度规范,推动传统宗教文化向现代转型,使我国各宗教融化在中华文化的大怀抱中,从中孕育、生长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和归属意识,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思想基础。     

农村社会的历史转型与社会管理的现实难题

农村社会历史转型的逻辑起点是提升自主性，在本质上是农村总体性社会解构，从依附走向自治的过程，其客观必然结果是农村社会从均质同构走向异质分化，出现了农村社会的结构与功能、群体与利益、观念与行为、组织与权力、权威与信任等的分化。但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转型与分化过程中的农村社会凸现了公共管理与服务短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及调处机制缺失、管理主体调控能力低下、制度冲突及制度效能降低、价值迷失与混乱、主体行为冲突与社会对立加剧等矛盾问题，成为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现实难题，也是必须解决的新课题。有必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调整利益分配、完善管理与服务、重塑社会价值等多种渠道，对农村社会进行综合治理，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香港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困境及其增进策略探析

中华文化具有涵养中华民族意识和塑造国家政治认同的功能。香港回归祖国20多年来,部分香港青年在处理陆港关系时出现的失当行为和极端倾向,反映出他们中华民族意识离散、家国认同理念错位以及国民身份认同偏离等认同困境。背后则是香港青年政治文化心理诉求西化所带来强烈价值冲突的结果。通过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增进政治团结和中华民族认同、培育历史责任情怀以增进利益交融与国民身份认同、厚植和谐文化理念以增进陆港两地命运共同体认同等策略,可以有效提升香港青年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     

西方警察合法性的工具主义与价值主义研究——兼论中国警察合法性的现实危机

警察合法性就是警察执法必须能够获取社会大众认同,而且能够引导社会大众从行动、态度甚至精神理念上保持与警察权威的一致性。西方早期的工具主义威慑论认为,警察通过使用暴力对个体形成威慑来获取大众认同。这种认同主要取决于个体触犯法律后的风险估算,却不关涉价值。与早期工具主义的解释路径不同,"过程规制"模型认为,以决策公正与执法公正为核心的程序要素,能够带来警察执法的即时认同与长期认同,而且基于程序正义发展出的警察实质合法性对社会大众能够产生更大意义上的价值激励。"共享价值"视角下,"价值冲突论"则呈现出多元社会价值要素的碰撞给警察合法性带来的冲击。在当前中国以规范执法的量变积累推进警察合法性的质变发展过程中,阶层固化引发的"公共权力"与"公众利益"冲突、警察暴力使用中"制度保障"的缺位与"舆论认知"的标签化、公共秩序维护中公众的"盲从"与"搭便车"也同时决定着中国警察合法性构建的复杂性。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孝文化的失落与价值重塑

当前我国正面临严峻的老龄化压力。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推动家庭结构深刻变革,依托传统农业社会构建的家庭养老机制及其背后的传统伦理受到巨大冲击,从而引发重养轻孝、代际供养倒挂等农村孝文化失落的社会问题。引发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元而复杂的,包括农村家庭结构变迁引发代际失衡、乡村共同体裂变加速传统文化的解构以及家庭伦理观的现代转向导致的孝的内涵异化。为此,需要通过在农村地区开展慈孝文化宣传和教育,同时加强家风建设,引导农村家庭树立自由平等、友爱互助的现代家庭伦理观来推动孝文化价值的重塑。     

乡土社会的解构与重构——关于孙惠芬的乡土小说创作

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系列"小说展现了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构。封闭自足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经历的阵痛,表层文化结构的解构和深层文化核心的坚守所形成的矛盾冲突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小说表达了乡土中国文化转型的艰巨性,以及农村乡土人格重构的复杂性。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研究

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重任,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有先进性、纯洁性的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党组织的现代性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努力建造以党组织为组织实体的价值共识核心发源地的功能主体,以党组织公有属性为价值关系的社会网络,以人民实践为中心的价值生成的主体,以中国社会现代化推动世界社会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方向,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变革者与主导者,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结构、内容、功能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智媒时代国家认同图式的挑战与再塑——从“想象的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

国家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础,需要国家共同体与民众个体的双向互动。增进民族情感是实现国家认同的核心要义,以时空维度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是实现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延续民族文化基因是国家认同的历史逻辑,重构认同图式是实现国家认同的时代诉求。从打破传统桎梏到发挥新时代新技术优势,互联网信息技术不再只是一个载体和工具,更是国家认同图式的时代创新,同时也助力“想象的共同体”的重构与再塑。在数字场域下,信息化、碎片化也带来一定的挑战,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如何利用智媒技术凝聚共同体价值共识并强化国家认同感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最终实现命运共同体。唤醒网络空间中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推动对国家共同体的群体认同,不仅有利于达成集体价值共识,更能激发广大民众共通一体的想象,共享历经时代升华后的共同体感。     

国家认同:现代多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目标

现代民族国家大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成员的身份是多重的,因而他们的认同结构也有层次性。国家认同整合了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信念,体现多元一体的价值,居于最高认同层次。为实现构建共同体意识的最终目标,国家认同通常借助政治符号的作用使多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的感知具象化;并且通过政治仪式以情境化方式在时空场域中凝结共同记忆。新中国70年的建设实践表明,多民族国家在发展建设中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通过共同繁荣保持民族的特性与文化的多样;同时在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中增强了共同体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民族政策价值目标的理论争鸣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政策价值目标的理论争鸣,经历了从加快发展为核心目标还是维护民族团结为核心目标的争论,发展到近十多年来,围绕维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还是社会整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争论。与之相对应,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确定了依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党的十九大确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重要价值目标。     

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起源的比较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

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可知,中国家户制是奴隶制度、宗法制度冲突及观念变革的产物,它具有相对独立的个体家户,并为中华农业文明与农民价值伦理奠定了基础;印度村社制则源于雅利安人与达萨的冲突与融合,其鲜明的特点是种姓制度与宗教思想的嵌入,它是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内部事务不受国家干涉。比较两种东方制度传统生成过程可知,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本源型传统和基础性制度,是村落社会的根基。当前农村家户的离散和流动破坏了家户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损坏了乡村社会的基础,从而使得乡村社会的治理及其现代化转型面临新的挑战。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重塑农村家户,筑牢乡村社会的基础。     

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优势、困境与路径

村规民约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制度。村规民约对完善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培育乡村公共精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自治、德治、法治融合共生的和美乡村建设秩序,有效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显著优势。村规民约与特定的地域环境、风俗习性、文化传统等密切相关,这使得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可能存在契约困境、信任困境、程序困境、内容困境、执行困境。为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功能优势,需要以价值认同为前提要件、以因地制宜为关键基础、以党建引领为核心要义、以刚柔并济为重要抓手,不断推动和美乡村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     

徘徊在厅堂与厨房之间——对中国农村基层法庭司法能力建设的思考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法庭面临的是一个经济社会有了较大发展,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激烈冲突又相互交织的重大转型社会.正在转型的中国农村社会对其基层法庭的司法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之考察——以“挫折一攻击理论”为视角

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着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减少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根本性措施,在于畅通和重建利益表达机制,强化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情报信息工作,完善冲突化解机制。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与行动策略

“国家—政党—社会”是解释现代国家治理与运转的跨学科视角,对理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针对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是同步进行的,党对社会的改造形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互动新格局。在历史经验的角度,党与社会的百年互动折射出二者关系的特殊规律性,党通过社会动员、社会整合与社会赋能等行动策略,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积累了自主性动力,促进了社会的转型、发育与成长,并反过来强化了党的领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维系党与社会互动的核心“变量”应围绕人民本位价值观展开,这是塑造社会治理共同体认同的思想基础。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的制度分析及对策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视阈下的海外文化统战思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破解和平、发展、治理、信任赤字而提供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一带一路"建设是区域命运共同体打造的生动实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探索。二者是目标与路径、理念与实践的关系。海外文化统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的制胜法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之间存在耦合关系、功用关系,彼此促进,共同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在新时代面临困境和考验,要破除思维困境、破解认同困境、破局话语困境,需要发挥海外文化统战的助力作用,树立以最大公约数为核心的大统战思维,打造以交流合作为核心的统战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创新包容为核心的统战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