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产生的内幕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召集解放军的4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会后,由张春桥、陈伯达参加,写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不久,中央批准了这个《纪要》。《纪要》是林彪、江青相互勾结、阴谋破坏文艺战线,进而夺权的开     

“文革“风雨中的刘志坚

江青给刘志坚定性:这个人在关键时刻靠不住刘志坚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位历经战争磨难,在1955年获得中将军衔的高级指挥员,其为更多的人所知,则是因为“文革”期间那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刘志坚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之职时,因分管宣传、文化方面的工作,便与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江青等人有了交往。当时江青经常往上海跑,还要做出关心主席生活的姿态。她又是个爱找茬儿的人,在一次座谈会上,她说,“毛主席在杭州的安全没有保障”。作为参加座谈会的解放军方面的负责人,…     

“文革”时期“三突出”文艺创作理论的出笼及危害

所谓"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种极左的文艺创作理论。"文革"时期,由于江青的插手,文艺领域成为"左"倾思想泛滥的重灾区。1966年2月,江青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左"倾文艺理论。这套文艺理论成为"文革"时期开展"文艺革命"的指导思想。后来,随着"革命样板戏"的出笼,这套文艺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三突出"的文艺创作理论影响和支配了几乎整个"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成为这一特定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左"倾文艺理论。     

时代呼唤崇高的精神产品——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

60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思想，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反映人民生活，而且要反映人民的理想、追求、道德、情操和利益，也就是反映时代精神。今天，我们学习《讲话》，发扬《讲话》精神，就是要紧紧抓住“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个核心，并以这一根本性和原则性的理论去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创作出合符时代要求的崇高的精神产品。     

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

“文化大革命”骇人听闻,不堪回首。然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指出:“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江青"旗手"的大旗是怎样竖起来的? --"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出笼的前前后后

在十年浩劫中,江青曾被某些人捧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她手中挥舞的一面大旗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这个<纪要>曾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其实这个<纪要>的主要内容并非谈部队文艺工作的,也不是由与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后形成的.它是一个典型的江氏"一言堂"的产物.是江青伙同陈伯达、张春桥共同炮制出来的.它也是江青登上政治舞台的"宣言书".在十年浩劫中,江青等人利用<纪要>疯狂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直到1 979年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请示报告,正式决定撤销<纪要>,使它寿终正寝.那么,它是怎样产生和出笼的呢?本文谨向读者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江青一九六七年的行止

“高炬”不是江青“高炬”是1966年5月8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的作者,是一个笔名,其意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其实,也可理解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火炬”,高举“文化大革命”的“火炬”———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只有选择和决定用这个笔名的作者本人知道了。然而,这个笔名究竟是谁的?同谁有关?多年来,在党史界、文艺界,绝大多数人说是江青的笔名、化名,或者说和江青有关。兹举几例。《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68页上记述:《解放军报》…     

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曾有过如下论断,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一是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二是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三是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四是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仅就发动“文化     

时代呼唤崇高的精神产品——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六十周年

６０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思想，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反映人民生活，而且要反映人民的理想、追求、道德、情操和利益，也就是反映时代精神。今天，我们学习《讲话》，发扬《讲话》精神，就是要紧紧抓住“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个核心，并以这一根本性和原则性的理论去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创作出合符时代要求的崇高的精神产品。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精神产品；任何一个时代也一定会产生具有时代特征的精神产品…     

热风吹雨起狂澜——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国家和人民经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平地风急雨骤狂飚席卷神州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解除了他们的领导职务。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过针对《二月提纲》进行全面批判,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会后,中共中央于28日正式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小组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     

胡乔木：敢于否定毛泽东

众所周知,胡乔木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整理者。自从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命题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内,文艺被严重地政治化,自身的发展受到了根本性的阻碍。邓小平对此总结说,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何挣脱这种束缚,还文艺创作一片自由广阔的天空,成为当时文艺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胡乔木的建议下,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被重新翻译,成为文艺走出困境的契机。这篇…     

毛泽东的文艺建设思想及当代价值——基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再思考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一文聚焦文艺建设思想方略,深入分析文艺界工作者现存不足、文艺服务、文艺发展及文艺批评标准等问题,突显文艺发展理念,以小见大,深刻指出文化建设的民族性、科学性及大众性的特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建设理念、与时俱进品质、科学领导艺术、工作重心等精髓对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次夭折的对“左”的倾向的批判——1954年批评《文艺报》的第三种声音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江青授意、袁水拍执笔、毛泽东阅改批准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在批判俞平伯的同时,开展了对《文艺报》的批评。广大文艺工作者趁机发动了对建国后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的猛烈批判,形成了批评《文艺报》过程中除毛泽东、胡风之外的第三种声音。他们声讨粗暴的文艺批评,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呼唤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这次带有自发性质的对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的冲击虽然很快夭折,但留下了若干值得思考的问题与教训。     

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新发展——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三个代表”

在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中，我们迎来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６０周年纪念日。结合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读《讲话》，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６０年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文艺规律的不断探索，感悟到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体会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对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在这一文献中…     

江青立传记

江青是个有野心的人。对此,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毛泽东生前就多次指出江青有野心。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党内政治生活基本正常,加上各方面条件所限,江青难以登上政治舞台。她只能抑制自己,以待时机。江青自己把这段经历比喻为被“锁在烟雾中”的时期。但她的野心一直包藏着。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江青的野心才充分暴露出来,而江青暴露其野心的一个方面,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自己树碑立传。江青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历史条件1967年初,是一个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中央内部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明显分成三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这一部分,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及其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实事求是地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着重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第二个问题是讲“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第三个问题是讲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第四个问题是讲党和人民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第五个问题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历史贡献

极左思潮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十年内乱有着不解之缘。“文革”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正是凭借手中的权力,煽动极左思潮来挑起派性,制造事端,搅乱全国,进而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     

“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述评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做了概括性的回答，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也谈“约法三章“

我很有兴趣地在2001年第4期《党史博览》杂志上,读到阎长贵先生的文章《历史事实必须澄清——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中央有无“约法三章”?我对此不持肯定态度,也不持否定态度。 我持不肯定的态度,是因为至今已经公开的中共中央档案中,没有关于“约法三章”的记载。我在《江青传》中曾经提到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日记曾记载“哟法三章”,见诸于台湾陈绥民所著《毛泽东与江青》以及崔万秋所著《江青前传》。但是,台湾方面没有公布王若飞日记的手迹,因此不足以作为肯定的证据。     

稳固的奠基——邓小平对维护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贡献

邓小平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期间关于起草、修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的九次讲话以及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要点,这些珍贵材料充分印证了邓小平为我们党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的不朽的贡献.在认定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性质的前提下,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和过.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这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错误,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灾难性影响.为此,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已成为当时全国的“热点”问题.邓小平同志从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出发,提出要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首要的是认定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性质,这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前提条件.邓小平同志指出,尽管毛泽东晚年犯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性质与林彪四人帮的问题性质不一样、林彪四人帮是反党集团,利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